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轻个人而重国群的。

　　“国家认同”，是为人之道的要义。而国与群，家还不算是个“群”呢；群是社会，家在群裏。国与家虽有同构状态的相应关係，但当忠孝两难全时，选择国，是毫无疑问的。国家是天地之大义。中国古代社会，男人既要尽忠於国家，又得尽孝於父母，却让夹缝中为人妻者，饱受折磨。

　　没有国哪来家？家与个人，又必然以家为重：没有家，个人是不存在的。因此，一个不爱家，不孝敬父母，对兄弟手足之情不珍惜重视的人，被视为禽兽不如。又若有堂堂男子汉，为儿女私情而捨弃大好前程，那是没出息。因为早有古训：“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随时可以换，破了亦可缝补。而手足是四肢，断了，安可续？由此可见，旧时中国人是多麼的亲情至上，血浓於水。做父母的，宁愿见夫妻反目，也不愿见到手足不和；离婚当然不是什麼好事，但却不比手足相残来得更教他们痛心疾首──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所以成这千古名言，不就是因为中国传统观念，重视亲情超过夫妻感情吗？儒家思想更以血源亲情为大。兄弟是手足，是血源至亲；而妻子再亲，也是外姓人。即使不是真知灼见，也是言之有理。

　　轻爱情重功名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句“男儿志在四方”，便概括了男人的志气所在。故而上京考试这一趟远门，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至於那些自知无望金榜题名的，也得出门去做买卖。否则他家的门楣无论如何也光不起来。是以男人娶妻后，便得出门“放志”去。有幸的话，这被娶回来的女人，即成为有志男人背后的“深明大义”女人。也因为她的识大体，顾全大局，她男人便“出息”了──此乃“有幸”；而“不幸”的，则只得到个“乡下髮妻”的虚有名分，守一辈子的活寡。

　　远的不说，就说新文学时期的那一批文豪巨匠吧，随手拈来，便有鲁迅之於朱安、徐志摩之於张幼仪、郁达夫之於孙荃。这些女人，她们个个都称得上深明大义，情深义重。但最后都成了“衣服”，被丈夫换掉了。她们中有纠缠怨恨的，也有哀默心死的，惟扰攘多时，终於在岁月中惊觉耗掉的是有限的青春，在颓然心灰中接受事实……在那一刻，她们有什麼想法呢？是绝望於命运从此只有更坏，而不会更好？抑或心中懊丧，怀疑自己是否耽误了男人的前程？她们的憋屈，却又是骄傲的，因此她们的男人都是文豪巨匠。

　　自古有言，成大事者，忠孝两难全。有为的男人，自当有取捨。而这排名最末的儿女情长，竟然没有她们的份。“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她们生命裏最美好的那段，竟是如此渺渺茫茫地便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