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清邮政局办公楼建於十九世纪末，现为天津邮政博物馆\方元绘

　　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上海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在北方，也有一座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天津。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天津曾设有八个西方国家的租界区，因此称作“八国之城”。二战前的天津看上去俨如一个小欧洲，“万国建筑”是夸张，但确实可以见到欧洲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如今，这些西式建筑成为遊客“打卡”的景点。

　　人们经常将上海和天津看作是同类的城市，以至有人将天津称作“北方的上海”。确实，两座城市都曾有过外国的租界，都是经济商贸中心，都很西化，都保留了许多西式建筑等等。不过，如果用看上海的角度和方法去看天津，那将失去天津的特点。

　　天津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就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天津於一八六○年对外开埠，比上海晚了十八年。这并非因为它的港口不如上海的好，而是因为它作为京城的门户和华北的经济中心，地理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皇上自然不想让洋人在眼皮底下生事。

　　事实上，英国人很早就向中国提出开放天津的要求。一七九三年六月，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勳爵率领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乘坐三艘大船，满载六百箱礼物到达天津大沽港口。英国的盘算是，在已开放的广州港口之外，再要求中国开放宁波舟山（而不是上海）和天津，从而使英国在华南、华东和华北获得三个立脚点。这些要求被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了。

　　时隔六十年，当一八五八年英国人再次来到天津的时候，船上载的不再是礼品，而是大炮。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开放南京等十个新的“通商口岸”，但再次拒绝开放天津。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并将天津加入在“通商”城市的名单上，由此开启了天津外国租界的历史。

　　所谓“八国之城”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有虚有实，有是有非。其实，“八国”既非一日建成，也非同日建成。一八六○年开埠之初，仅有英、美、法三国租界。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增加了日、德两国租界。一九○○年又增加了俄、意、奥匈、比利时四国租界。即是说，前后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置租界。一九○二年美租界併入到英租界后，天津至此形成“八国之城”。

　　天津开设外国租界的历史有八十五年，但八国租界同时存在的时间仅有十七年。一战之后，中国收回了天津的德国和奥匈的租界。俄国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交还天津的租界。一九二九年比利时也交还了租界。在二战之前，天津尚余下英、法、日、意四国租界。租界的增加或减少，反映了中外国际关係的变化以及西方列强势力的此消彼长。二战之后，中国收回了所有的外国租界。

　　八国租界犹如各国在天津办的示範区，以图近水楼台影响北京的朝廷。而负责洋务的实权人物─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乾脆就常驻天津，以便他实地观察和比较各国租界的情况，了解西方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借鉴学习。天津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和现代化的实验场，创造出许多“中国第一”，例如第一个现代邮政局，第一条电报线，第一所西式大学等等。这是天津的另一个主要特点。

　　在讲天津近代史的时候，学者和传媒往往聚焦在八国租界，而忽视了天津老城的存在，忽视了中国主权的存在。其实，对於天津这段历史，更合适的讲法是：“一国九制之城”。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需要改变那种习惯以西方为中心，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历史的方式。

　　对於上海、天津这种曾有外国租界的城市，中国社会的主流舆论长期以来都是持批判的态度，把它们叫作“半殖民地城市”。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一九五二年讲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过去一世纪以来，我国沿海岸的大城市赤裸裸地反映了半殖民地的可耻特性……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文化的侵略本质，在我们许多城市中的建筑上显著而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因此，他号召中国建筑师们“必须肃清许多城市中过去半殖民地的可耻的醜恶面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天津等地由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城市和建筑被当作反面教材，受到批判。这种思想长期阻碍了对中国西式建筑的研究和了解。历史建筑失修、损毁和改建的情况相当严重。

　　梁思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对的。然而，如果完全照搬政治的观点，用政治的标準来评价建筑的美醜，那将会低估建筑本身的实际价值。例如，文艺复兴建筑、希腊古典主义建筑、功能主义建筑等等，无论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建筑思想上都不能说它们是醜恶的。实际上，只有放在特定的环境或特定的话语中，它们才会成为政治权力的符号。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旅遊经济激活了天津那些垂危的老建筑。历史的恩怨暂搁一边，昔日被批判的“半殖民地城市”变成受讚美的“万国建筑博览会”。然而，迴避历史问题并不能让问题消失。对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保护，这是好事。但把历史建筑拆掉重建，而且建得比原来更豪华，这是好心做蠢事。更有问题的是那些新建的、貌似历史建筑的仿製品，它们的出现就不是好事了。

　　对待历史建筑的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和认知程度。我们要想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是在粉刷建筑，还是在刷“白”历史？最近在美英等西方国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引发了对欧美殖民历史的重读和反思，并波及到一些与殖民史有关的建筑和雕塑。虽然这场运动远在大洋彼岸，但对於同有西方殖民史的亚洲，我们将怎样重读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