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而言，今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一百二十五年前，中国第一间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横空出世；一百一十年前，中国第二间现代出版社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在救亡与图存的大时代，商务与中华两大出版重镇，直面内忧外患，投身风云激荡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勇担教育出版救国重任，见证中华民族世纪复兴之路。

　　金耀基教授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比肩，并列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四大代表，直言：回眸百年，在教育现代化上，风起云涌，豪杰辈出，而从晚晴到民初，具有象征性并代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是二所大学与二间出版社。

　　回首二十世纪初，中华大地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所谓“礼仪之邦”的文化自信，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日趋消解。其时，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因参与维新运动而遭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在经历变法受挫、仕途无望之际，将目光转向落后的教育，慨叹：“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翌年，张元济便接受夏瑞芳之邀，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誓言“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设立编译所，广罗人才，专事编译。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的主业由印刷转向出版与发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首家现代化的出版、发行、印刷综合性企业，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馆八十馀处，堪称中国现代出版的策源地。

　　置身维新变法的时代浪潮，面对废科举、兴学校的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使命，确立“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办馆宗旨，提倡和引入新学，率先启动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出版初高小学教科书、教授法、详解、中学用书、师范、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等数十种。商务以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为推手，并兴办师范讲习班和小学职校，建立新型教科书普及体系，推广面向普通民众的现代教育概念，经由一系列教育出版实践，带动新式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之风行，推动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之肇始，对新旧交替的中国教育发展贡献殊伟。

　　在辛亥革命的时代大潮中，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陆费逵辞职创办中华书局。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于《申报》刊登《宣言书》，直指：“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中华书局自觉承担“弘扬中华文化，普及民智教育”的历史重任，大力为“教育革命”、“教科书革命”鼓与呼。“中华教科书”占尽先机，几乎独占民初教材市场，“日间订出，未晚即罄”，“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一时蔚为奇观。诸如《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编中华教科书》、《中华女子教科书》、《新小学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师范教科书》、《中等农业教科书》、《新制英文教科书》、《南洋华侨小学校教科书》等，均大获成功。中华书局由教科书起家，迅速发展壮大，与商务印书馆并称中国现代出版双雄。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任《教育杂志》主编，一直关注教育改革，是“教育救国”论的实践者。在《论各国教科书制度》一文中，他大声疾呼：“夫今日世界之大国家，教育不惟当养成一国之国民，尤当养成世界之国民，方能与同时立国于世上者竞”。在为《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他一语中的：“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爱国情之深，救国意之切，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陆费逵喜称“出版业”为“书业”，认为教育不外教书、读书，书业则是出书、供书，一个“书”字成为教育与出版的天然纽带，一体两面，互为表里。在救亡图存的十字路口，投身书业的先贤前辈们，以书为媒，致力教育出版，从“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到“弘扬中华文化，普及民智教育”，实践教育与出版的完美结合，书写小出版在大时代木铎启路、日新无已的文人报国篇章，至今回想，依然蕩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