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在天津创刊，创刊之初，就以“敢言”著称。

　　一九二六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大公报以文人办报的方式重新登场，推出办报新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大公报在创刊的一百二十年间，从天津到上海，抗战期间又经历了汉口、桂林、重庆，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复刊。大公报是至今尚存的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

　　我仍清晰记得第一天进大公报工作的情况。那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的早春，上班第一天，我被安排去参加有关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新闻发布会。回到首都宾馆的办公室后，询问稿件怎么写，大公报北京办事处主任巩双印让我看了一下样稿。我看后一惊，需要竖着写，而且是繁体字！

　　我尝试着写完稿后，通过传真发去了香港。

　　第二天，我从家中搬来“四通2403”打印机（当时记者都没电脑），稿件写完后稍加编辑，竖版繁体字就轻松发去了香港。随后，受到编辑部表扬，因为有些记者的“手书”实在难以辨认。

　　进大公报没几天，我见到了从香港来北京参加“两会”的总编辑曾德成。他叮嘱，要尽量挖掘独家新闻，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后来我能在大公报发出一些具影响力的独家新闻，有些被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等通讯社转发，与总编辑曾德成最初的激励密不可分。

　　入职的当年秋天，我从北京去大公报香港总部实习了一个月。在香港受到新闻氛围的感染，回京后我开始思考如何把北京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后来和报社领导讨论商议，大公报于一九九四年推出了“华人政要”人物专题报道，主要采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部级以上的领导，每周一个人物，专门闢出一个整版登载，“首开了写政治人物”的先河，所以“往中南海跑”也成了我那时的一个“新常态”。

　　后来，我找到总政宣传部，希望与他们合作开设介绍中国军事发展的栏目。总政宣传部召集在京的各兵种宣传处长开了个座谈会，指示他们为大公报的“军事之窗”栏目提供帮助。这个栏目，也是每周一整版。此外，还邀请了张召忠和金一南出任大公报的特约撰稿人，我那时已感受到金一南的非同一般之笔。

　　当时的大公报北京办事处主任张延军非常豁达，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和支持。

　　一九九六年底，我去大公报香港总部工作，并参加了九七回归庆典采访，在现场亲眼目睹了回归交接仪式的整个过程并撰写了回归稿件。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五年，大公报协助中央电视台制作了被立为国家项目的回归纪录片《香港沧桑》，我的作用是从中穿针引线。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回首当年往事，可谓不甚感慨。

　　从写时事到写历史，我的报道笔触也有了纵深感。当初，我投身大公报，正是因为看中了它的那份历史厚重。它的“文人办报”气质，它办报的“四不”风骨，对我有着强烈的魅力吸引。

　　我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红墙内外的独家报道》一书，记录了自己在大公报第一个五年的步履和思考，没想到还成了那年的一本“小畅销书”。

　　在大公报当记者期间，不仅可广泛涉猎地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采访报道，而且报馆还给了我追随报道中央领导人出访的机会，踏足亚洲、欧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力使报道和评论能够更深入。

　　二○○○年的新世纪开端，新一任总编辑杨祖坤（前任总编辑曾德成已进入香港特区政府班底），希望我能在大公报要闻版开设“马玲专栏”，对每日的时事进行评论。这是个极大的挑战，之前的大公报虽然很重视评论，但是尚没有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时事专栏。考虑一番，我接受了。于是，二○○○年一月一日开始，“马玲专栏”推出。

　　光阴荏苒，大公报迎来了创刊一百二十周年。历史上的大公报是名副其实的记者培养摇篮，产生过许多名记者，包括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铸成、萧干等等。

　　当年的大公报，有不少沐浴过洋风的“西派”人物，所以大公报有个篮球队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四八年，以“大公报篮球队”为班底组建的中国篮球队（十名队员中其中六位是大公报人），出征伦敦第十八届奥运会，战绩不俗，先后击败了比利时、韩国、伊拉克等国家队，可谓开辟了中国奥运史的新纪元。

　　金庸和梁羽生都曾是大公报人，后来又都成了新派“武侠小说大师”。

　　费彝民当了近四十年的香港大公报社长，一生为大公报贡献良多，被尊称为“费公”。他一九四八年随大公报赴港直到一九八八年仙逝，其间作为北京与海外的最重要“联络员”，先后与周恩来总理会面五十多次。大公报当年率先报道了中央政府决定收回香港的决定。大公报是海外了解中国动向的主要媒介。

　　一九八○年大公报要成立驻京办。八十年代中期首都宾馆竣工，成为继北京饭店后国家全资拥有的第二家五星级酒店。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就设立在此。

　　在我作为记者的成长之路上，大公报给予了我很多养分，让我至今受用，所以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愿一百二十岁的大公报扎扎实实走下去，在记载历史的同时也成为历史的一个传奇。

　　大公报前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