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电影《足球流氓》（Hooligans）剧照。\资料图片

　　卡塔尔世界杯已拉开帷幕，在英国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竟是东道主于赛场及周边区域实施禁酒令，因为这唤起人们对足球流氓的那些不愉快记忆。

　　就在去年五月，于葡萄牙波尔图举行的二○二一年欧冠盃决赛，由两支英超劲旅曼城和切尔西对阵，但比赛尚未进行，两队的球迷便爆发冲突、大打出手，皆因这批来自英国的球迷想在深夜喝酒，违反了当地防疫限聚令，引发他们强烈不满进而喋血街头。对于这些所谓球迷来说，看足球比赛不能不喝酒，而喝了酒之后又必定闹事，轻则挂彩，重则出人命，用流氓来称呼颇为贴切。

　　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故乡，也是足球流氓的发源地。特别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足球流氓像传染病一样地在全英各地蔓延，迎来新一波暴力浪潮，据统计平均每个球季都有至少二十多起大规模骚乱。在国际赛场更不乏英国足球流氓的身影，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英国足球，首先想到的便是足球流氓。比如，前文提到的欧冠盃决赛闹事，与二○一六年欧国盃小组赛的打斗比起来，堪称小巫见大巫，当时上千英国球迷与数百名俄罗斯球迷发生斗殴，双方从赛场内打到赛场外，“战斗”持续了三天，多人被紧急送院情况危殆，警方要动用催泪弹和水炮才能止住暴力蔓延，英国足球流氓因此更加臭名昭著。

　　足球流氓引发的悲剧也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属一九八五年震惊足坛的“海塞尔球场惨案”，当时为防止足球流氓滋事，看台已被筑起隔离墙、铁丝网来疏导球迷，但仍防不胜防，英格兰利物浦和意大利尤文图斯的球迷如干柴烈火，在足球流氓的挑动下，冲突全面爆发，打斗中人群互相推挤，最终造成三十九人死亡，成为欧洲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类似的悲剧在一九八九年再度上演，英格兰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球场发生挤压和踩踏，令九十七人死亡，起因便包括警方误以为闯入赛场的是足球流氓，从而令秩序大乱，加上球场的一些设计纯粹为防范足球流氓，毫无科学性可言，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局被足球流氓吓怕了。

　　这些足球流氓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又为何热衷暴力？经典电影《足球流氓》（Hooligans）提供了一个最佳视角，该片以西汉姆联和米尔沃尔两支球队为故事背景，讲述了英国足球的场外暴力，充斥了各种血腥的群殴场面，尤其是主人公马特以外来者的身份，教科书般地带领观众感受他如何踏上一条通往足球流氓之路。镜头下的那些英国足球流氓们极度真实，有血有肉，在他们看来，斗殴不仅是感情的宣泄，也是为所谓的荣誉而战。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所说，足球暴力的发生固然是为了寻找刺激，但这种解释未免太过宽泛。就足球流氓身份而言，并不仅仅来自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人士，还包括很多白领社会精英，他们往往在赛场中野蛮斗殴，之后又会摇身一变，从暴徒成为绅士，排队坐公车回家，在车上给孕妇让座。按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足球流氓：高度文明化的产物》一文中指出，他们是基于对文明社会的单调、规律、无聊感到不满足，于是渴望着那些失去的东西：不确定性、风险、本能和激情。在他们有教养的装扮底下，潜藏着被文明面具所压抑的野蛮，而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内心的野蛮便顺势回归。

　　与此同时，足球流氓又明显残留有帮派的传统，像闻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足球流氓组织，如阿森纳的“枪迷”、曼联的“红军”、布莱克浦的“无赖”、谢菲尔德联的“刀锋业务帮”等，每个团队的首领都有自己的跟随者，形成三十至五十人的小团队，成员大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渴望证明自己，他们组织有素，知道如何快速地小跑，何时该聚集起来集体行动，何时又该四下分散。

　　专门研究足球流氓的心理学家沃尔格雷夫更认为，足球流氓还有种族主义和右翼狂热主义的印记。心理分析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一书中也提到，足球流氓的暴力等同于新纳粹光头党的族群暴力，两者都是狂热地拥抱自身的身份认同。如同英国球迷在国外时，会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和口号，回到国内会用歧视性语言羞辱他人，就像去年七月的欧国盃决赛之夜，英格兰队在主场败于意大利队，愤怒的球迷用种族歧视和侮辱性言语拿三名黑人球员出气。

　　这当中也有种族主义受害者，比如以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汉姆联队著名足球流氓首领卡斯．潘内特为原型的传记电影《卡斯》（Cass），便讲述这位被英国家庭收养的牙买加男孩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对待，最终学会了使用暴力来赢得尊重的故事。运动作家大卫．哥德布拉特在《足球帝国：一窥英格兰社会的华丽与苍凉》一书中，也提到九十年代末改写种族主义与足球关系的事件，当中包括了南伦敦黑人少年史蒂芬．劳伦斯的遇害。套用英国老牌体育杂志的话说，所有愤怒、宣泄和极右政治等，不过都是以足球之名的时代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