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友在家乡做政府公务员十有余年，常常“吐槽”，工作中最挠头的事情就是排名。但凡有公务活动，诸如文稿上的排序、证件的编号、宴会的桌位、会议的座次等等，都要反覆核对比较。

　　其实，这种讲究排名的情况，也可以归为“自古以来”之列，甚至较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以冗官最突出的宋代来说，《宋史》的《职官志》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繁複的，罗列了“建隆以后合班之制”、“绍兴以后合班之制”，将大大小小几百个官职按级别顺序一一排列，等次森严，丝毫不可逾矩。

　　其他朝代也大同小异。比如清代，有官员要依次历任员外郎、郎中、御史、掌道御史、给事中、掌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等九个五品职务，才能升为四品者，被戏称为“九转丹成”。所以，从官场到士人，对官位的高低先后，都非常敏感，观念根深蒂固。上官与下官见面，彼此的礼仪都不同。

　　明代沈德符《万曆野获编》记载，严嵩（号介溪）任首辅时，诗人吴扩作诗《元旦怀介溪阁老》，贴於书斋。有友戏之曰：“君以新年第一日怀当朝第一官，若循级而下，怀至我辈，即除夕未能见及也。”吴扩自称“山人”，实则沽名钓誉，时人送他外号“相府山人”。

　　谢肇淛《五杂俎》则记载另一个笑话。安禄山好作诗，以樱桃寄其子，作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有臣下进言，若将“一半与周贽”之句移在上，更合辙押韵。安禄山怒曰：“我儿岂可使居周贽之下乎？”不过多数古人笔记，则将主角换为了史思明。虽然二人发动安史之乱，残破山河，但对於这排名大学问，安史二人可是一点都不乱。

　　杜甫的诗品，自然非安史可比。他的《饮中八仙歌》，将皇族汝阳王李璡排在了贺知章之后。若按安史的“政治觉悟”，则要稍逊一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