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髮垂过耳。”

　　曾经，我无法将这个蓬头乱髮的流浪者形象，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诗人联繫在一起。或许是一种浪漫预设，影响了我对诗人的潜在想像。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对於诗，对於诗人，有了更多认识，才蓦然惊觉正是有了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开了眼，看到大唐帝国太平盛世后面的真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那一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好不容易讨到一个卑微的官职，可是当他从京城回到奉先时，听到的却是家人的号啕大哭，年幼的小儿子已活活饿死。这就是天宝年间的社会现实，连年开边征战，穷兵黩武，百姓苦於战祸徭役，民不聊生。安史之乱爆发，唐明皇仓皇出逃，他也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岁月，离乱漂泊。有一天，他投宿在石壕村，正好遇到官府抓夫。差役拍门，家裏的老翁慌忙翻墙而走，老妇人打开门，即被差役厉声训斥。老人声泪俱下诉说家中苦况，三个儿子都去了服役，一个儿子刚捎来信，说两个兄弟刚刚战死。家裏除了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已没有男丁，而孩子的母亲连一件可以出门的完好衣服都没有。纵使如此，差役还是把老妇人带走了。这一夜，诗人一直隐隐约约地听到幽咽的哭声，到第二天早上，家裏跟他告别的仅老翁一人。这就是著名的乐府诗〈石壕吏〉。诗人身处一个飘摇动荡的大时代，真切地感受到民间疾苦，而他也边走边看，又如实记录所见所闻，於是有了“三吏”“三别”，而这些非虚构社会实录也铸就了他的“诗史”地位。

　　“万里悲秋常作客”，诗人大半生都在漂流浪迹。在同谷，一家人饥寒交迫，只能捡橡树籽、挖土芋充饥。诗人的手脚冻裂，皮肉坏死，衣裤短得盖不住小腿骨。直到流寓成都，才盖起一座茅草屋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栖身这破败草堂，他做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梦，只要天下寒士都能安居，“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就是诗人的胸襟，以己之苦，度天下人之难，心怀苍生代生民发言。终於，我懂得了诗人为何为诗又何为。他非因身逢盛世而留名，乃因直视人间苦难而伟大。

　　逢周五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