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更不敢叫一声“孃孃”。那是二十年前的四月，我还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一年级学生。同宿舍从湖南来的陶兄艳军，比我年长，十分耿直。有天中午，他带着些兴奋问我：“最近手头有没有新写的文章？”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前些天我不是说带你一起去拜访一位媒体的长辈嘛。”他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二月刚刚开学时，他鼓动我给成都当地的报刊写稿子。我不肯。一来蜀地文人泱泱，我不过是十八岁的学生，不想贸然；二来当时《四川日报》和《成都晚报》的副刊在全国颇有名，若无人推荐，上稿太难。陶兄却说：“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过些天家乡人可能会讬我带东西给一个媒体的长辈，我带你一起去。”我没放心上，陶兄却极认真。

　　於是，我带着自己写的怀念母亲的散文，第一次见到“长辈”袁艳梅孃孃。我大吃一惊：她竟是《四川日报》的书记！见我紧张得手足无措，她亲手为我倒了杯茶，让我坐下，然后戴上老花镜把稿子逐字读完，说“小赵，散文贵在情真意厚，写得不错！这些都是你的故事？”我小声地“嗯”着。她叹口气：“不容易，坚强些！你母亲不在了，父亲呢？”“也不在了。”她没再说什麼。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跟《成都晚报》的总编辑说：“给你推荐一个川大中文系的娃娃，文章好，我让他去找你！马上去。”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道谢了，只是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个慈爱的长辈，想叫声孃孃，却不敢。

　　也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散文和诗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地的报纸副刊上。直到毕业离开成都，我也再没见过她。

　　袁孃孃，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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