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一落千丈—波音大调查》（DOWNFALL：The Case Against Boeing），顾名思义，影片的内容就是波音在几个月内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空难，而调查之后发现，背后的原因疑似是波音公司为了赚钱，而放弃了安全。

　　影片所聚焦的是众所周知的新闻事件，所以倒也没有什么惊喜之处，只是其中有一段有关中国的表述引起了我的注意。波音当时最新推出的737MAX型客机，在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和二○一九年三月十日两次发生空难，而在第二次空难发生之后，影片通过旁白这样表述：“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负责美国航空安全，有让飞机停飞的权力。当时FAA发布公告说，我们正在等待数据，在我们得到数据之前，做决定还为时过早，所以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坠机的第二天，当中国单方面让飞机停飞，这一举动肯定让大家跌破了眼镜。”然后影片放出了当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新闻片段以及时任外交部发言人陆慷的同期声：“我想这也是对所有乘客负责的一个态度。”影片旁白继续说：“而这也引发了其他国家一连串的跟进……”而美国最终也在三月十三日宣布停飞。

　　当时的FAA做错了吗，似乎也没有，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似乎飘着“程序正义”四个字。先收集数据，等有了数据，再做判断，程序上没有比这个更正确的了。倒是三年前陆慷“对所有乘客负责的一个态度”的话语，与几天前锺南山先生对香港市民所说的“在人与病毒的斗争中，最紧要的就是生命”，有了奇妙的回响。

　　平心而论，程序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但在人命面前，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对繁杂程序的按部就班，并不一定是好事。当年的美国如是，如今的香港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