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这一天刊登的《本报启事》《大公报续刊辞》《本社同人之志趣》，奠定了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大公报资料图片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报纸署号第八三一六号。这一天刊登的《本报启事》《大公报续刊辞》《本社同人之志趣》，奠定了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思想。九月一日也因此被定为新记大公报的社庆日。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新记二十周年当天，上海版大公报发表了胡政之亲笔撰写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文中写道：“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以上。我本希望他能领导本社复兴，想不到先我而去！这么一个艰巨的工作，仍临在我的肩上。没此想到，常觉伤感而惶惧。”

　　这是胡政之的谦冲淡泊。自“七七”事变起，直至“八一五”胜利，八年艰苦岁月中，大公报六迁其馆，颠沛万里。这不仅仅需要的是决心意志，更需要不畏艰辛的付出。在总体运营方面，胡政之负更多的责任，也因此张季鸾才能够专心主持笔政。特别是中途张季鸾于一九四一年溘然长逝，后半程四年间，报馆全局更是几乎全赖胡政之勉力支撑。

　　大公报老报人杨历樵曾评价：“大公报在国难中，由津而沪，而汉，而渝；又由沪而港，而桂，以及战后各馆的次第复刊，主要的都是由政之先生事先的决策，并经过细密的筹备，而最后实现的。他那高瞻远瞩的眼光，大气磅礴的行动，在现代中国报坛，相信是很少能有人和他并比的。”

　　胡政之对于中国报业的卓著贡献，无需赘言。在奖掖后进、提携人才、爱护青年等方面的精神感召力，更是影响了一代代大公报人。谨记几桩小事，便可管窥他的良苦用心和巧妙技巧。

　　新记时期，大公报规定，职员不得兼任社外有偿职务。徐铸成进入大公报后，曾接受京报社长汤修慧（邵飘萍夫人）的报酬，把采访到的新闻同时供给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就知道了此事。有一天，他找徐谈话，很关切地说：“听说你夫人快要分娩了，家里开支要增加了。我已关照会计课，从本月起，你的薪水改为一百元。”而绝口不提《京报》之事。徐铸成自然明白了此中的良苦用心，立即停止了与京报的工作联系。他后来曾感慨地忆及：“我明明一再犯了这条‘戒律’，这位铁面无私的老板，却给我加了薪。”

　　李侠文在重庆报馆期间，有一次正用毛笔在稿纸上写稿，胡政之恰好来到，便拿起稿子看。年轻人，自然想在老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为了求快，李侠文的字越写越大，一张纸只能写几十个字。胡政之笑着拿起笔来，在纸上加了两句，写的却都是蝇头小字。李侠文顿时明白，胡老板这是提醒：抗战期间，纸张奇缺，应当节约使用。

　　报纸报纸，有报必先有纸。特别是抗战期间，纸张简直是“硬通货”。当时重庆各银行三个月的借款利息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而同期物价则往往翻倍。大公报渝馆采取的办法是，向各等银行接洽短期借款，购买纸张、油墨等物资，备足半年之用。利用这一成本差，按时段滚动，不仅支应报馆运转，且令积累盈余稳健上升。而港馆也预先购进一批白报纸，后来纸价飞涨，而大公报应付裕如。遇到经费紧绌，出售几卷纸就可“变现”，支付员工薪水。这也有赖胡政之精明的经营头脑，洞烛先机，指挥若定。

　　从购置纸张的大手笔，到提醒李侠文注意节约用纸的小细节，对待纸张问题上的两件事，显示了胡政之的工作魄力与人格魅力。对于年轻记者的过失，没有一个字批评，却令对方能完全知错改错，终生不忘。

　　另一位大公报老报人李纯青曾回忆：“我和胡政之发生过两次争执，辩论都是我挑起的，结果都是他向我道歉。他能用人，也能容人。”李纯青发表过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追究责任，胡政之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上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情平息之后，胡政之一句都没有告诉李纯青。后来李纯青才偶然听别人说起，感佩交并，发自肺腑。

　　用现在的词汇，这是胡政之高超的“领导艺术”，折射的是一个人的襟怀与气度。常言，杀人立威。其实，真正的“威”，何曾是靠“杀人”、靠以权压人立起的。胡政之爱才、惜才，用人、容人，一切以工作为中心。大公报沪馆只有一辆奥斯汀小轿车，只要是工作需要，谁都可以用，而不以官阶辈分区分。

　　但胡政之并不是对待什么失误都这么宽厚。一九三八年，港版大公报创刊初期，新人很多。有一次，翻译英文电讯稿，漏掉了一个关键字“不”，导致译文立场与原意完全相反。这反映出译者对时事毫不了解，只是机械地翻译字词，所以毫无察觉。胡政之非常生气，怒斥：“头等报纸，三等翻译。”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他建立了编辑部座谈会，每周一次，由主要编辑、翻译轮流主持。第一次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回顾一周大事，与会者轮流发表意见，借此加强编辑、翻译对时局的见解和思考。

　　胡政之视报纸质量为生命，几乎天天一字不漏阅读大公报，经常挑出错别字，并与其他报纸进行比较，指出漏掉了哪条新闻，而又有哪条新闻抄袭了日前某报。他的名言是：“错误发生在报纸上，白纸印上了黑字，斧头也砍不掉。”

　　徐铸成曾说，在新闻界前辈中，有人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如邵飘萍；有人工于筹计，擘划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如史量才；“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新闻史家方汉奇也评价胡政之：“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

　　九十五年之后的今日，大公报已出版至第四二三九六号。薪火相传，绵延不息。追忆胡先生“宽严相济”“大处与小处结合”的往事，崇高风范，永远激励大公报人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