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工作二十六年的历练，给我最大的回报，是学会“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我进入《大公报》的第一天，见到的第一位大公报人，是当时的要闻课主任赵泽隆先生，也就是我一向景仰的“东翻西看集”作者龚念年。我那时已阅读《大公报》多年，长期拜读他在“大公园”涉猎广博的文章，大大扩了眼界。能在他手下──大家称他赵大哥──做电讯翻译工作，我喜出望外。

　　翻译电讯，要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内容涉及无限领域，不限于政治、经济，还旁及社会、文化、体育等等，一些“花絮”新闻更是古灵精怪、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报道不到的──新闻之“新”，此之谓也。

　　可是看得多，不等于你就见多识广。

　　那时，《大公报》小卖部有一些新出版的书籍摆卖。一次在翻看新到图书时，遇到赵大哥。他跟我閒聊起来，不经意地带上一句：“要多读点历史。”

　　我正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想恶补又不知从何入手，赵大哥的一句话无疑给我指出了一个方向。

　　大公国际版有个每周一至六见报、署名施君玉的国际时事评论专栏叫“纵横谈”。专栏不知始于哪一年，只知道第一位主笔是以中英文造诣俱精深知名的前辈报人李宗瀛，后来主要是赵泽隆。这个专栏相当有分量，曾闻报馆一位领导说，当时内地一位主管新闻的要员说，每天都要一读“纵横谈”。

　　这当然与专栏的质量有关。其中文章未必真能洞悉世情之万千变化，但能提供可供思考的视野、背景、角度和新讯息等，对读者有所启发。专栏取名“纵横”，纵是时间，横是空间。

　　香港已故学者饶宗颐做学问，十分注重时空关系，曾说：“时间与空间不能分割。一般来讲政治文化史只注重时间的演变，忽略空间，这是个缺陷。”“空间是什么？是东西南北四方，还包括天地，也就是六合。”

　　“纵横谈”也就是“六合谈”。我那时自是每天拜读，于无声中得滋润，获益匪浅。

　　《大公报》的前辈报人都有点知识分子傲气，鲜会主动、手把手教你，但会有意无意地给你三言两语的点拨。赵大哥给我的点拨，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笔下要有“新东西”，我的理解是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等等，新闻贵在新；二是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而妄下结论，新闻背后有大量不为人知的事情在进行。其中，自有他的个人的经验和教训。

　　我后来有机会在《大公报》写作，包括“纵横谈”、“寰球特写”等，都记着这些教诲，尽力掌握原始材料，如苏东坡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当年的要闻课分两大块，负责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报馆在有限资源下尽量扩阔自己的新闻来源。在内地有多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南京、福州、昆明等，都有能独当一面的记者采写独家文章，堪称高手如云。这在香港报纸中不多见。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大潮中，《大公报》各地记者、通讯员撰写的大量报道，向广大读者绘画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宏阔图景，让世界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在喷薄而出的雄伟景象。

　　在海外，《大公报》曾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有记者或通讯员，都能提供别具特色的通讯。重视国际新闻报道，素来是《大公报》的传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公报》就以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的独家报道驰名，最有分量的报道来自两个战场的随军记者：欧洲战场的萧乾和太平洋战场的朱启平。

　　我在要闻课工作的一个晚上，接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一位学生的“问功课”电话，问的是：为什么《大公报》国际版经常有“特译”？这在其他报纸看不到，或较罕见。

　　这的确是当时《大公报》国际版的特色之一，一个整版当中隔三差五就有一个约一千五百字的“特译”，通常是美、英、日报章杂志上的特写（feature）文章。这些文章的新闻时效较低，或是评论，或是分析，但胜在内容深入、独到。作者除了各报资深记者，还有知名学者、专家，文章质量，超乎各通讯社日常赶时效的新闻稿件。当时报馆订了不少外文报纸、杂志，翻译组的同事看到认为适合向读者推介的，可以翻译出来供编辑采用。对编辑来说，偌大的一整版，有一篇篇幅较大的文章，也有压版的美化作用，以免版面太琐碎。

　　国际间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动向，常通过这些“特译”得到介绍。记忆中，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推出他至今具影响力的巨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大国的兴衰》），《大公报》就以特译作了推介。

　　那时，报馆一些前辈报人很鼓励我们年轻一辈翻译这些难度较高的“特译”。朱启平从北京重归港馆工作，他以一篇关于日本在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降书仪式的全景式特写闻名中国新闻界，是名记者，对我等小辈来说，有点“高不可攀”。可是有一天，他主动给我说：你每星期翻译一篇“特译”，我给你改。

　　于是一段时间里，我每星期做一次这样的“功课”。他从来不给你说，稿件有什么问题；我在“特译”见报后，仔细重读，看看都有哪些改动，就心中了然了。

　　多年之后，我始终认为，要提高中文水平，翻译是非常好的锻炼，它基本上就是文字重组练习，让你明白怎样重组才成其为好的中文，而不是欧化的中文。当然，要有一个好师傅、好编辑。我见过有编辑“眼前直下三千字”、一个标点也不改。不是记者的文字好到能一字不易，而是编辑太不负责任，也可能是太无能。

　　我在《大公报》的二十六年，是不断汲取、学习的二十六年，即使后来被调离编辑部亦一样。只要你一个心眼地要把事情做好，你可以从任何工作中学到什么而有所进益。

　　二○○二年，我在完成报馆交托给我的庆祝《大公报》成立一百周年工作后，离开报馆，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工作。面试中，我对面试官以“学会了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总结自己在《大公报》的工作经验。这句话其实是英国已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的，而这又是李约瑟读中学时校长对他的教诲；对我，则是实实在在的体验。

　　退休多年，我仍靠着从《大公报》培养的这一习惯观察世界。

《大公报》前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