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朗读者》内地译本，译林出版社

　　“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历史的弔诡，也道出了每一个平庸的恶者内心的狡猾与麻木……

他们如此笃定於自己的行为，做一片尽忠职守的“雪花”。

勇敢者，可倾覆自己，面对荒凉过后的泥泞；懦弱者，抱残守缺，了此一生。

　　重读《朗读者》。

　　这本书的意义，总觉得，在於重温。不同的年龄阅读，会有相异的认知与结论。这意义或许和坚执相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它亦会提示，用一己的价值评判体系去估价他人的行为，是愚不可及的事。

　　初读时，很容易将之总结为两个失败者的故事。汉娜和米夏，在各自的人生中逸出轨道，进而改变对方。历史的颠覆中，难以全身。一个罪恶深重，一个肩负阴霾。这场角力，以少年的情慾开始。“如果贪婪的目光像肉慾的满足一样恶劣，如果主动想像和幻想行为一样不堪的话，那麼，为什麼不选择肉慾的满足和幻想的行为呢？我一天比一天地清楚，我无法摆脱这种邪念。这样，我决定把邪念付诸行动。”但最后败下阵来的，也是他。他投入了爱，不仅因迷恋这个女人丰熟的肉体，在一次又一次的衝突中延宕与迁就，同时间，他从未意识到，自己的一生输给了一个秘密。汉娜的失踪与藏匿，突如其来。他们仪式一样的幽会，已千篇一律。洗澡、朗读、做爱。他为这个女人朗读，以他们的母语。《奥德赛》、《战争与和平》、《一个窝囊废的生涯》。比起性事，她似乎对此甘之若饴。

　　私人罪感与公共罪感

　　在她不告而别之后，重逢已是在法庭上。米夏以法律系实习生的身份，列席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而被告之一，正是汉娜。汉娜在二战时期做过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因对三百多名犹太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而受审。米夏心中的煎熬随审判的进行日剧加深，而汉娜往日的秘密也初现端倪——她是个文盲。她一直保守着不可言说的秘密。而她的一生，也为这个秘密而左右。“她害怕暴露出来。这也是她拒绝被培养成电车司机的原因，因为做售票员可以掩盖她这个缺陷，而一旦成为司机，弱点就非露馅不可。这也是她要离开西门子公司，而去当一名看守的原因。这也是她自己承认写了报告，而拒绝邀请专家来鉴定笔迹的原因。”汉娜揽下了所有的罪名，最终被判终身监禁。米夏为自己明知汉娜的秘密，但却没有勇气替她澄清罪责而负疚，私人罪感与公共罪感──为纳粹期间“德国罪过”所负有的罪感──之间形成了衝突，也为“二代记忆”提出了它所特有的记忆伦理难题。

　　这构成了在八年以后，米夏再次成为朗读者的起点。其间，他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乃至受挫的性爱。他寻找过的每个女人，都有汉娜的轮廓。他重读《奥德赛》，发觉这个故事，说的不是回归，而是重新的出发。於是，他又开始朗读，并录音，将它们寄给了服刑的汉娜。施林兹勒、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海涅与默里克的诗歌。第四年时，他收到了汉娜的回信。“小傢伙，上个故事很特别。谢谢。”汉娜依照他寄来的磁带，与书籍的阅读，学会了写字。

　　以“无知”开始 以“文明”结束

　　是的，看到了这裏，我怦然心动。类似於某种逻辑的打通。不是文学的逻辑，而是汉娜人生的逻辑。她终於可以真正通顺地梳理自己，而非一味无原则地羞愧。她一生的罪感，起初来自於掩饰。掩饰的是自己与文明之间的鸿沟。不惜卑微地退缩、企图泯然众人。但当她学会了读写，却清晰地发现，自己更为深切的罪。在狱中，她找来阅读的是犹太人倖存者的文学作品──普里莫．莱维、埃利．维赛尔、让．艾默里（Jean Améry）等人写集中营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与阿伦特关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处绞刑的报告。

　　书中并未以任何叙述视角透露，这些作品给予汉娜的影响。但她在自尽之前，十分妥贴地安排了将自己一生的积蓄，留给了指向她罪行的那场大火中唯一的倖存者，一位犹太裔的女作家。

　　这其间有清晰的隐喻意义。她作为战犯，向德国“二代记忆”的记录者所表示的忏悔与救赎。而这一切，以“无知”开始，以“文明”结束。小说未写其觉醒，但却在法庭上借汉娜之口，质问了法官，“此时此境，你会怎麼办？”

　　“文盲”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解释罪行的理由。而深谙文明内核的社会精英，曾如汉娜一样地做出自我的选择。这是战后的德国，在不断强化对道德机制的开启，重新反思过去的绵长过程中，积极致力面对的问题。“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历史的弔诡，也道出了每一个平庸的恶者内心的狡猾与麻木。汉娜或是幸运的，因其“文盲”的身份、支离破碎的知识体系。“识字”的过程，造就其重新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过程。在冒昧中拨云见日。而精英者，代表着这世界上的拥有朗读权力、却甘於“默读”的人。他们和文明之间，存在着自欺欺人的断裂。他们如此笃定於自己的行为，做一片尽忠职守的“雪花”。勇敢者，可倾覆自己，面对荒凉过后的泥泞；懦弱者，抱残守缺，了此一生。

　　在这个过程中，文明乃至艺术，扮演了什麼角色。德国戏剧家彼得．史耐德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奥斯威辛审判时他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形。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在家庭结构中面对父辈的感情，与将之放在历史节点评判时所带来的道德困惑。他的父亲是一位作曲家和乐队指挥，他说道：“就在我们反叛的时候，我们也尽力保护自己的家庭。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父亲这个显然该问的问题：当犹太人音乐演奏者一个个被清除出乐队的时候，你做了些什麼？”可叹的是，这个问题，恰与一部电影构成了微妙的互文。

　　这部电影叫做《钢琴家》（The Pianist），取材自波兰犹太裔作曲家和钢琴家华迪史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的回忆录。其恰从受害者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回应。史匹曼在迫害中流离，偶遇德国军官威尔姆．欧森菲德，被认出是犹太人。问及职业时史匹曼说自己是一个钢琴家，於是被要求演奏一曲。史匹曼演奏了萧邦的第一号叙事曲，琴技折服了欧森菲德。他因此决定协助史匹曼躲藏，并定时提供生活所需。不言而喻，这对於史匹曼最终逃出生天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军官的设定，亦符合《夜间守门人》式的刻板印象。表面上看，由於艺术的共情性，造就欧森菲德施以“小善”，从而保留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究其底裏，史匹曼得以倖存，并非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甚至是“人”，而是因为他是杰出的艺术载体、他精湛的技艺。得以全身，恰在於其本人被充分地“物化”。艺术家超越国族立场的个人经历，并不鲜见。在巴黎寻求政治避难的前苏联芭蕾舞者雷里耶夫，也是一例。我曾经在《北鸢》中写到京剧名伶言秋凰，为票友和田中佐所赏识，纳为知音禁脔。但成败一萧何，因为对京剧的痴迷，其最终为前者所刺杀。完成了民族大义的言老闆，说到底，恰是实现了从艺术的替代物，最终觉醒为“人”的过程。

　　通过朗读完成自我救赎

　　某种意义上说，“朗读者”米夏，也是一个载体。他承载了“过去”的文明的总和，也代表着过去向现在的发言。面对“无知”的打破，“朗读”的意义，并非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绵长、温和、润物无声的。它的漫长，提供了一个个可供思考、反刍与咀嚼的空间，并与少年的成长，同奏共跫。事实上，少年成长或许是认识历史最为直接的镜像。或许残酷写实，如君特．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其中以《铁皮鼓》和齐格菲．蓝茨（Siegfried Lenz）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一九六八年）；或许如哈哈镜，是喜剧外衣下的阴翳，笑中有泪，如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但总有着某种清晰而切肤的铭刻。何况，《朗读者》的因由，是一名成熟女性对少年情感与肉体的餵养，在这面目严正的民族文学谱系中，莫名地有了象喻的禁色之美。

　　在一次缠绵的旅途之后，米夏写了一首诗，模仿自他彼时正热烈阅读的诗人里尔克和贝恩。这首诗如此贴切地表达了他对汉娜的感情，或许亦可视为一首唱给历史的輓歌：

　　与君同心，两心相互来佔有／与君同衾，两情相互来佔有／与君同死，人生相互来佔有／与君分袂，各自东西不回首。

（文中小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