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9年4月，金庸重回大公报，观看大公报报史图展

　　金庸（本名查良镛）於2018年10月30日仙逝，享年94岁。大师西去，江湖不再。纵观金庸一生，其经历可谓传奇，与《大公报》的渊源更是深厚。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外电翻译到副刊编辑，对他来说，1948年来香港工作，1955年开始写作新派武侠小说，这两次人生的重大契机，都发生在《大公报》。在这样一个舞台上，他奠定了一生事业的根基，人生画卷自此翻开熠熠生辉的一页。

　　回首往事时，金庸曾充满感情地说：“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虽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这一环境所赐。我要感谢《大公报》派我来香港!”/大公报记者 李磊泽

　　金庸与大公报

　　1924年3月

　　金庸（查良镛）出生於浙江海宁，是海宁查氏第二十二代孙。海宁查氏世居海宁县袁花镇，为书香门第。明清兴盛期，查家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金庸本人是清代翰林、书法家查昇的后裔。

　　1947

　　金庸考入上海《大公报》。当年，《大公报》招聘三名翻译，共有一百余人参与笔试。金庸仅用65分鐘就第一个交卷。随后，他又顺利通过由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等人负责的口试。由於笔试、口试成绩优秀，金庸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第一个被录用。

　　1948年3月

　　金庸调动至香港《大公报》。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由於缺人手，急需一名翻译，报馆征得金庸意见后，暂派其前往香港馆工作。就是这一次工作变迁，这一个偶然的机缘，令金庸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金庸曾说：“就差这麼一点，可能就来不了香港，人生的命运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1947-1957

　　金庸在《大公报》工作十年，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作为记者，金庸以真名查良镛撰写评论。例如1949年11月见报的《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以法律角度分析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政府财产的合法性。金庸在文中写到：“根据全世界所公认的上述国际法的原则，国民党政府在国外的资材属於人民政府所有，那是毫无疑义的，儘管人民政府与资材所在地政府并未建立外交关係，也不能变更这个事实。”从金庸撰写的评论中，能看出其鲜明的爱国特质，这一特质亦影响到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

　　金庸还先后以“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为笔名，於《新晚报》及《大公报》发表影评等。其中，“姚馥兰”即英文“your friend”的音译，金庸以此笔名和笔名“林子畅”在《新晚报》写作影评约500篇，以“萧子嘉”和“姚嘉衣”为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影评约600篇。此外，他以“林欢”为笔名，在《大公报》“大公园”发表国外文化艺术类文章的译作。

　　1950年10月

　　《新晚报》创刊。朝鲜战争期间，《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金庸也在《新晚报》刊登文章与翻译作品。他在《新晚报》於1950年以其英文名Louis作笔名“乐宜”，翻译美国记者贝尔登作品《中国震撼着世界》，1952年译英国记者汤姆逊作品《朝鲜血战内幕》。

　　1955年2月

　　金庸写作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刊登。在1955年10月5日《新晚报》的“漫谈‘书剑恩仇录’”一文中，金庸叙述自己是梁羽生《龙虎鬥京华》和《草莽龙蛇传》两部小说的忠实读者。当时正值武侠热，但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已经连载完毕，於是当时的《新晚报》总编辑以及“天方夜谭”版编辑向金庸约稿。金庸回忆道：“可是我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啊，甚至任何小说都没有写过，所以迟迟不敢答应。但两位老编都是老友，套用‘书剑’中一个比喻，那简直是章驼子和文四哥之间的交情，好吧，大丈夫说写就写，最多写得不好捱骂，还能要了我的命麼？於是一个电话打到报馆，说小说名叫‘书剑恩仇录’。”

　　1956年

　　金庸与陈凡、陈文统（梁羽生本名）一起写作“三剑楼随笔”专栏。金庸兴趣广泛，在写作专栏期间，文章涵盖历史、音乐、电影、棋牌、科学甚至楹联。事实上，金庸与梁羽生过从甚密，二人是多年的棋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人还曾对弈。

　　1957年

　　金庸离开《大公报》，从事电影工作，后於1959年创立《明报》。儘管离开大公报，金庸仍然不忘“老东家”。1959年2月，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在《新晚报》开始连载。

　　【结 语】

　　金庸的一生，经历丰富，赴港与写作武侠小说两次重大转折都来自其《大公报》生涯。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无疑为他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庸曾这样讲述自己在《大公报》的编辑与翻译经历：“《大公报》有一个传统，在文字上很注意，一个字写错了，编辑就会来说，这个字以后不可以这样写。报社内部有很多规定，什麼字应该这样写，什麼字应该那样写，有很多规矩，对编辑的训练相当严格。”他认为，“我在《大公报》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训练，并培养起一个报人的理想。”

　　另一方面，从金庸在《大公报》的经历以及所写的武侠小说中，不难发现其浓烈的爱国之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是金庸一生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