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家陶然於2019年3月9日逝世，享年76岁

　　七十年代初期以来，与《大拇指》、《诗风》鼎足而立的写实主义派别，是《海洋文艺》。在《海洋文艺》上常发表作品的，仍然是阮朗、舒巷城、何达、夏易、海辛等人，不过新一代年轻作家也逐渐浮现，如陶然、东瑞、彦火、陈浩泉、金依、张君默等。这一批作家，多数是后来从内地南来香港的作家，他们在内地接受教育，与第一代左派作家有思想渊源，然而并不相同。至於新时期以后来港的内地作家，思想则与左派拉开了距离，不过他们在观念上仍然是来自於内地。/赵稀方

　　陶然（1943-2019），出生於印尼，曾求学於北京，1973来港。1979年5月，当时籍籍无名的陶然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追寻》，立刻引起反响，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亲自撰文高度评价这部小说。陶然登上文坛不久，即面临“九七”。他1984年同时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和大陆《台港文学选刊》创刊号刊登的中篇小说《天平》，是较早涉及“九七”题材的文学作品。《天平》仍然是爱情小说，然而“九七”政治使其成为了民族寓言。《天平》的结局当时引起了争议，然而大浪淘沙，今天看来陶然对於香港“九七”的呈现是真实的。1985年的《人间》，标明陶然看待香港眼光的变化，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主编，陶然自己在《香港文学》主要写“编后记”，发表的作品不多。中篇小说《岁月如歌》是他发表於《香港文学》的主要作品（114），小说主人公对於生命的敬畏和对於时光的感喟，其实正是作家陶然自己的心境。人生无常，生命虚幻，爱情似乎成了一种确定性的标志。这个时候，连花开花落的声音都是可以听见的。在叙事上，不再是故事、惊奇、教喻，而是心理流动、抒情性、梦幻，打开了艺术的境界。（编者註：作家陶然於2019年3月9日过世，享年七十六岁。）

　　东瑞（1945-）出生於印尼，1960年回国升学，1969年毕业於华侨大学中文系，1972年赴港定居。从下层做起，东瑞饱尝人间辛酸，也形成了社会批判性视角。在1976-1979三年间，东瑞出版了十本书，名噪一时，这些书包括短篇小说集《周末良夜》、《彩色的梦》、《少女的一吻》、《系在狗腿上的人》，长篇小说《出洋前后》，中篇《玛依莎河畔的少女》、《天堂与梦》，评论集《鲁迅〈故事新编〉浅析》、《老舍小识》和掌故小品《南洋集》等，其中四个短篇小说集和二个中篇被新加坡选进电台节目，并被列入中学课外读物。东瑞在《香港文学》发表了不少小说，其中有《幸运ABC》（20）、《他》（65）、《她》（74）、《书的故事》（76）、《香港节日：小小说三题》（79）、《头像》（97）、《锁》（133）、《清单》（142）、《失落的珍珠》（130）、《古董鐘》（147）等。东瑞关注底层，他在《香港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幸运ABC》写一位小人物贝达，生活没有希望，幻想麵包博彩发财。在商家的诱惑下，他一次又一次地买麵包，最后麵包积攒了一屋子，也没中奖，最后自己被麵包压死在屋裏。这种批判反映小人物悲惨命运、批判社会阴暗面的主题，在东瑞的小说中较为普遍，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写法。

　　彦火（1948-）即潘耀明，他虽然年轻，却已经担任《海洋文艺》后期的执行编辑。彦火1957年随母来港，刚刚十岁，1983年又去美国留学，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南来作家。彦火198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是较早的收录中国当代作家的著作，海内外报刊多处发表评论文章。后来他又写出了续篇《海外作家掠影》。彦火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他在香港三联任职期间，出版了“现代作家选集丛书”、“香港文丛”、“海外文丛”几套大型丛书，在两岸三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彦火在《香港文学》创刊号发表了《〈海洋文艺〉之什》，其后又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香港》（47）、《欧洲的叶》（61）、《两脚踏中西文化》（151）、《沈从文先生一二事》（219）等文章。彦火的所长，主要涉及文学评论和遊记散文两个方面。他的评论覆盖面很广，包括中国现代、当代、乃至香港、海外作家评论。他的遊记则影响更大，他在2012年专门成立了“世界华文旅遊文学联会”，展开对於旅遊文学的研究。

　　颜纯鈎（1948─）出生於福建晋江，新时期以后的1978年来港。有趣的是，据颜纯鈎说，他的写作训练是从“文革”写大字报开始的。新时期以后来香港的南来作家，往往并非是左翼的，相反恰恰是反政治的，所承接的是内地伤痕文学的传统。初来香港时，他在《七十年代》上发表过立场鲜明的文章。如颜纯鈎前期的作品反思“文革”政治（《眼睛》，25），描写外来移民在香港的遭遇（《桔黄色的毛巾被》，10），那篇题目很长的《关於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电视直播足球比赛，以及这比赛引起的一场不很可笑的争吵，以及这争吵的可笑结局》的小说（37），成为代际文化认同衝突的名篇了。此后颜纯鈎一真很注意避免过於内地化，而是着意书写一些普遍人性的主题。他在香港天地出版公司，也有意吸纳香港作家，如辛其氏、黄碧云都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自己的作品，也越来越注意叙事上的创新，《结局》（61）採用元小说的叙述方式，将虚构与生活混为一体，相当出新。《红灯魅影》（230）反省“文革”，却不复《眼睛》那样的血淋淋的悲剧，而是变身为一场讽刺和戏谑的荒诞剧。颜纯鈎在《香港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数量很多，从前期一直延续到后期，质量也越来越高。

　　如果说，颜纯鈎最初的写作训练是写大字报，那麼王璞（1950-）最早的写作训练则是写申诉书。从十五岁到三十岁，她一直在写申诉书，为含冤的父亲申冤，申冤不成，文笔练出来了。但这种恐怖岁月的记忆，却像幽灵一样伴随了王璞，阴魂不散。她人在香港，写作的世界却在内地的过去。看到《恐怖故事》（98）这个题目，读者以为是惊险刺激的故事，但小说讲的却是母亲和她在内地40年来找不到工作、历尽屈辱的经历。这确非一般意义上的恐怖故事，但作者说得对，这是一种让人绝望的更大的恐怖。这种经历，决定了王璞小说的题材和主题，她不相信人性，也不能适应香港。《一次目的不明的旅行》（121）写两个人準备了五年，去内地之行，但真到了内地却不知道要幹什麼，只好说：“吃火锅”。王璞说：她就是香港的一个过客，写来写去，都离不开对内地的记忆。终於，在香港呆了十五年后，王璞辞去在香港的职务，重新回到了内地。王璞其实出生於香港，但一岁就随父母回到内地。在多次动荡中，王璞的家丢掉了很多东西，但唯一没有丢掉的是她在香港的出生疫苗纪录，凭此王璞后来移居香港。我相信，她在重新回到内地后，那张证明一定还牢牢保存在身边。

　　黄虹坚（1947-）出生於香港，长於内地，1990年回到香港。黄虹坚是广州人，懂得粤语，又有北大文凭，因此适应香港还比较顺利，但文化上的差异却是牢不可破的。香港南来作家很自然地表现自己与香港社会的疏离，并且以文化批判为这种疏离寻找正当性。刘以鬯对於香港商业社会的现代主义批判可称是这种“疏离──批判”的一个渊源。黄虹坚发表在《香港文学》上的小说，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南来文学书写模式，《生存的守望》写“乾乾淨淨”的“我”不能被公司所容的故事，《晚来细雨》（227）写深圳小三上位香港豪门、《出远门》（270）从孩子的角度写父亲对於母亲的抛弃，能感觉到作者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香港社会的阴暗面。黄虹坚自己对这一点也很清楚，“我是生在香港的，但从小成长在内地，所有的教育都在内地，文化的根也是在内地的。我的文学营养，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态度都是源自内地的教育和生活。所以我观察生活的眼光、我的叙事方式和我的文字一定不同於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可以说在到香港多年之后，在接受了多元文化之后，在价值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我仍能感觉到自己是文化的‘夹缝人’。但这特点也成就了某一种香港作家。”〔黄虹坚《一位文化“夹缝人”：以女性爱与命运书写的香港历史》，《中国女性文化》第17辑，第67-88页。〕黄虹坚的这一席话，足以概括香港的几代南来作家。

　　许荣辉（1949-），生於福建晋江，六十年代移民香港。许荣辉的写作，几乎贯穿了《香港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发表作品时间长，数量也多。她一直创作不辍，不过始终默默无闻。之所以把这位最早来香港的许荣辉放在最后来讲，是觉得她较能体现南来作家的特点。许荣辉来港这麼长时间，也并非左翼作家，然而她的视角却一直在社会低层。儘管她来香港时才十几岁，然而作为下层移民的母亲的经历，却成为了她的小说的不变的主题。我们看她发表於1989年《香港文学》上的《多两岁的烦恼》（59），再看她1997年的获奖作品《心情》，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母亲早年来港，在饼乾厂工作，天天加班，和机器比速度。后来工厂倒闭，为了遣散费，她和工友一起在厂外静坐。辛苦了一辈子，最后被社会抛弃了。有了这种下层经历，许荣辉不会去奢言香港“本土意识”，她能够识别香港内部的阶级或阶层差别。总地来看，许荣辉的小说，主要就分为两类，写下层的和写过去的，当然，这两者势必常常扭结在一起。作者经常有意将过去和现在并置，製造一种对比的张力。在写法上，许荣辉与善於构造故事的左翼作家并不太一样，她似乎并不重视故事的整体性，而是节奏较而纾缓，在写法上有时相当散文化。

　　如果说，上一部分所谈的“中左右”，主要是五十年代以来的老一代作家，那麼这一部分所谈的“民间派”、“古典派”和“写实派”则主要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年作家群，他们是《香港文学》的主体部分。下一篇，我们再谈《香港文学》上最有活力的年轻一代。

　　．赵稀方 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后殖民理论》、《翻译现代性》、《理论与历史》、《小说香港》等著作。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人，波兰罗兹大学，台湾成功大学、东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