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荣鸿曾原著、黄树志翻译《中国最后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诗、书与人生》，三联书店（香港）。

　　由荣鸿曾创作、黄树志翻译的《中国最后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诗、书与人生》中文译本近来由三联书店（香港）出版。该书通过记述香港古琴演奏家蔡德允充满流离与乡愁的一生，探讨文人传统在当代社会的逝去，并结合其女性身份、背靠的精英阶层以及所处的家国时代背景，编织出一部涉及历史、政治、社会、艺术等领域的传记。荣鸿曾日前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通过回忆他与蔡德允相处的点滴，带我们回到“文人琴”的时代。\大公报记者 徐小惠

　　荣鸿曾第一次见到蔡德允，是一九七八年受邀至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期间，在表达了希望同她学习古琴的意愿之后，蔡德允欣然同意。他每周跟着蔡德允上一次课，蔡德允会请学生们吃点心、聊天，直至一九八○年荣鸿曾离开香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如此，我和蔡老师学琴，是从来没交过学费的。”荣鸿曾笑言，“她成天讲她对待学生就像对待朋友，只有能做朋友的人才值得她教。”

　　坚守文人琴的原则

　　一九○五年，蔡德允生于上海一个优渥家庭，是以高雅文化和艺术精心培养的名门闺秀。她拥有厚实的中国文学艺术基础，对琴乐、诗词和书法有莫大的天赋和兴趣，但即便才华显露、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最终因她父亲的反对而没有进到大学读书。从慕尔堂高等专修学校毕业并留校教书两年后，二十三岁的蔡德允嫁给来自书香门第的沈鸿来。

　　身处中国局势最为动荡的年代，蔡德允一生在流离中充满了游子的乡愁。一九五○年，她同丈夫和儿子沈鉴治移居香港，尽管曾经生活困厄，却无阻她热爱文人艺术，并坚守传统文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将琴艺传授年轻一辈，使琴学可以代代相传，贡献良多。

　　蔡德允来到香港后依旧说上海话，荣鸿曾作为学生中少数能与她以上海话交流的，二人总是相谈甚欢。“大概二○○○年开始，蔡老师弹琴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每次找她就变得聊天多于弹琴。”也是此时，荣鸿曾开始着手写作蔡德允的传记，“在聊天中，蔡老师会提到自己一些颇为痛苦的家庭经历。”荣鸿曾提到，当中有的一些关于沈家和她丈夫的事情，后来其子沈鉴治在校阅过程中将之删去。

　　荣鸿曾用英文写作，写完一段后，会回去找蔡德允给她看，“她的一些诗词的翻译很困难，我将翻译的读给她听，有几首诗引起她很大的伤感。”荣鸿曾提到，当中就有关于思乡的诗。

　　蔡德允一九五○年同丈夫和儿子一起来到香港，一九五三年回上海探亲再返回香港的途中历经多重阻碍，“她担心会回不来香港，因此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上海”，“甚至她妈妈过世她也没有回去”，荣鸿曾说，“后来她很后悔，为此写了诗。”

　　让年轻人认识历史

　　在本书的书名中，荣鸿曾将蔡德允称为“中国最后一代文人”，并将蔡德允看做“文人琴”的代表。“二十世纪政治架构改变了，但是因为蔡的生活简单，所以可以保持文人琴的概念。”在荣鸿曾的书中，蔡德允是一位非常保守主义的琴人，不仅体现在她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更体现在对于琴的社会身份等方面非常保守。“对蔡老师而言，弹琴强调表演性，娱己娱人，古琴是娱乐自己；另外他们（以蔡德允为代表的文人琴弹奏者）都不要出名的。”要欣赏古琴艺术，不仅仅要靠听，还要靠对琴的触感、动感，“这个只有自己弹琴才能感受到。”荣鸿曾补充道，“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年轻一代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传统社会，认识历史；第二，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机会接触蔡老师这样的文人，如果他们能从这本书之中接触到这样的文人，对于现在的社会有多一层想法，认识自己，这是对文人社会很重要的意义。”

部分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