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于1905年废除，科举文体（如八股文、论、表、判、策、试帖诗等）的具体要求和写作方法，渐为人们所淡忘。卢前于1933年撰写《八股文小史》时就已感叹“文献不足”，对于八股文、策、论等科举文体的具体作法，已经不甚明了。时至今日，我们对科举诸文体的写作方法和鉴赏方法仍然不得其详。

　　20世纪末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八股文、策、论等科举文体也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出现了几种关于八股文发展史的专著。但总的来说，在描述的完整性、论断的科学性上，仍有大量的学术空间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这方面，文献的欠缺是研究未能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韩 问（文、图）

　　晚明王思任认为，八股文中的小题文代表着明代的文化精神，乃明代的“不朽之文”。晚清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则对光绪皇帝说，中国的割地赔款，实业落后，国民贫弱，都是八股文害的。八股文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最广大读书群体达500年之久的科举文体究竟是一种“不朽之文”，还是一种“亡国之文”？王思任与康有为的论断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更多的文献支持。

　　由复旦大学教授陈维昭主编的《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以下简称“《选刊》”）着眼于清代科举文体的变迁，选取自康熙间的戴名世至光绪间的蔡元培等人的科举文集12种进行点校，大体呈现了清代科举文体（以八股文为主）的历史变迁，让我们看到，八股文是如何一步步地从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理学论文变成为一种枷锁重重的僵死文体，最后在近代世界文化环境中走向解构。

　　以八股文衡量人才

　　陈维昭认为，科举制度的目的是选拔人才，其考试文体的确定体现了特定的人才观。八股文在诸文体中是最重要的，它考核的是士子对经典的理解，是人才的道德思想修养。论、判、策则是考核士子的行政管理见解。

　　但是，晚清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冲击着传统的人才观念，同治初年，新式学堂的创设改变了晚清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格局，从此直至1905年，清朝选拔人才的途径是科举与学堂并存，八股文仅存于科举一途，而学堂则是另一番面貌，有外文、造船、矿学、公法等课程，是一种新型的人才观的体现。强邻环伺的国际环境彻底击毁了中国原有的人才观念，以八股文衡量人才的制度便成为一种无根之谈。

　　从八股文体自身的变化来看，《选刊》所选戴名世的八股文，无论是从思想的阐发，还是情感的渲染，都呈现出巨大的运思空间。乾隆19年，清高宗亲阅会试试卷，指斥考生的考卷上引用了汉代的典故，八股文考核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经典，不应该出现秦汉以后的人事或书籍名称。

　　到了嘉庆年间，“不准引用后世书及人名”的禁令就被写入《科场条例》之中了。从此，八股文写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严厉禁令，最终成为充满雷区的僵死文体，康有为、梁启超所讨伐的正是这种僵死文体。《选刊》所收《近科通雅集》体现了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下科举文体的新变异，《四书》《五经》中的语句被用来指涉新兴的事物，由此写出的经义文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八股文了。

　　《选刊》是科举文献的选辑点校之作，其背后的学术理念则是一种“历史的观点”，即以真实可靠的文献呈现科举文体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推动历史学、科举史学、教育史学、文学史学的研究都有裨益。

　　八股文曾经深情感人

　　今天我们对八股文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八股文是一种死板的、机械的文章模式，甚至是一种磨灭性灵的文体，士子经过长期的八股文训练，就变成了没有情思的行尸走肉。但事实上，八股文理论是很强调性灵的，乾隆间张景阳称李来泰的八股文是“穿穴经传，发挥性灵，璧之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如新。”（张景阳《李石臺稿序》）八股文作者一旦激发性灵，对万物众生民胞物与，就能够写出深情感人的八股文。

　　《选刊》收入戴名世的八股文《父母在不远游》，题出自《论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健在，儿子不得离家远游；若远游，则必须让父母知道你的去向。）戴名世立足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在这篇八股文中一句句叩问游子的良知：“亦曾念前此襁褓之中能暂离父母否乎？亦曾念前此提携之下能暂捨父母否乎？”（远行的游子，你怎不想想，襁褓之中如果离开父母你能活下来吗？）再从儿子赡养双亲、父母思念游子换位思维，深情渲染：“幸莫幸于膝下之承欢，承欢也转而经营，此亦非人子所恝矣。陟屺岵而望高堂，高堂则何在也？乐莫乐于庭闱之聚顺，聚顺也转而离别，此尤非父母所忍言矣。倚门闾而望天涯，天涯则已远也。”

　　再预想父母意想中之游子，反衬游子远游之须戒：“劳攘风尘之下，子所厯之星霜皆父母意中之星霜也。寂寥羁旅之间，子所越之关山皆父母意外之关山也。千里之音容，偏从一室中形影相吊而依稀得之，盖征衣在途而父母之虑方深矣。家庭之聚首，惟从寤寐中魂梦相通而仿佛遇之，盖行旌在道而父母之恨方长矣。”养亲之情终非“心繫”之可通，也非他年功成名就之可以弥补：“纵使心繫二人，业已身驰万里。求呼吁之遥通，而水远山高终无可通之处矣。所以古之人不以千里遨游易其一堂问视之乐也。既多一日驰驱，必少一日奉养。求他年之相补，而累裀列鼎终为莫补之期矣。所以古之人不以一时利禄夺其百年菽水之欢也，则奈何父母在而远游也哉？”情深感人，得儒家仁礼之正。在《四书》的题目下把八股文写得如此感人肺腑，真真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结：“自摅己见”

　　康熙间的廖燕在《明太祖论》中说，朱元璋与秦始皇一样，都采用愚民政策，但秦始皇采用的手段是焚书坑儒，朱元璋却用八股文选拔人才。廖燕的意思是八股文是一种使人变得没有思想、没有智慧的文体，八股取士是一种愚民的阴谋。这种观点在今天依然流行。事实上，明清的八股文体是经过一个变化过程的，从相对宽松到遍布厉禁，夸张一点说，乾隆之后的八股文体与明代的八股文已不是同一种文体。明代的八股文，除了“入口气”、俳偶之外，除了严禁在八股文中宣扬庄子、列子思想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在文体格式上，它比词曲的填写要自由得多。明代八股文在文体上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在文章结束（小结）之后，专门设置了一个“大结”，这个大结的长度有时与正文差不多长，通常的情况则是数十字乃至上百字。大结的功能是让考生“自摅己见”，在完成对圣贤义旨的准确而深入的体悟之后，再进一步融通历史、联系现实，表达个人有价值的心得与见解。从大结的文体设计看，明代八股文不是强制考生被动接受儒家经典，而是鼓励考生激发主观能动性，把对儒家经典的体悟贯彻到对历史、现实、人生的认知与判断上。从成化间的王鏊、嘉靖间的唐顺之，到崇祯间的黄淳耀，他们的八股文的大结充满睿智与深刻。

　　但是，康熙16年，禁止在八股文中使用大结。这一禁令被写入《科场条例》，直至光绪间八股文体被废除，正式的乡试、会试都禁止考生在八股文中使用大结。康熙帝禁大结的原因，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防止作弊，明末钱谦益主考浙江时，考生钱千秋科考作弊，将“一朝平步上青云”7个字分别置于首场7篇八股文的大结里作为暗号，与考官勾结，事发后钱谦益受牵连被罚俸，千秋下刑部狱。废去大结之后的八股文成了一种弱化个人意见的文体，再加上清廷的其他禁令，八股文便走到了它的末路。

　　不过在非正式考试的场合，清代的一些作者在写作八股文时仍然使用大结。从《选刊》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熙间的戴名世，到咸丰、同治间的钱振伦，都曾在八股文中使用大结，表现出对于表达个人见解的强烈冲动。戴名世《外人皆称一章》题文，题目选自《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此章大意是称颂大禹治水、周公安百姓、孔子著《春秋》而弘正气；杨朱和墨翟则是儒家的异端。戴名世的大结说：“或曰：‘老近杨，佛近墨。’则是杨、墨至今尚存，而天下卒以大乱而不治，而为圣人之徒者且为彼辨之，以显叛孔子、孟子之道，何怪乎禽兽食人，而人且相食也。”戴名世把历史与当今的思想界现象进行联想。

　　八股文的文化批判

　　钱振伦的《燕人畔一章》题文取自《孟子．公孙丑》中的一章，此章记齐国破燕国后，孟子曾劝齐王赶紧送回燕国俘虏，停止搬运燕国宝器，与燕人协商另立燕王，并从燕国撤军，但齐王没有听从，导致燕昭王的反抗。对此，齐王感到愧对孟子，但其大夫陈贾却为齐王文过饰非，提出周公令其兄管叔监管殷国，结果殷人反叛，可见圣如周公，同样是有过的。对此，孟子的答复是，管叔为周公之兄，从伦理上说，周公自然不会怀疑亲哥会背叛，圣人不掩饰过错，有过则改。

　　钱振伦在这篇八股文的大结里提出汉文帝摧折淮南王，袁盎为其掩饰错误，北宋末的澶渊之役，本为国耻，却伪造天书以自解，“小人工为谀佞，固愈出愈奇哉！”

　　从乾隆之后的官方禁令来看，把孔、孟之后汉、宋史实引入八股文，这是犯了厉禁，必受到处罚。但钱振伦的这种写法却是符合明代八股文的“自摅己见”的精神的。大结是融贯经典、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文体空间。

　　《选刊》所收文献对加深、完善我们对明清科举史、八股文史的认知远不止这些，比如纪昀《馆课我法》对试帖诗学的建构、翁方纲《帖经举隅》对明代“江西五家”八股文流派的梳理、《近科通雅集》对近代经义文的新变异的呈现，让我们进一步贴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