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发声后，各大部委、地方政府、交易所及金融机构频频出手挽救“失血”民企。图为福建省民企雪人股份。 资料图片

2018年，对于内地民企来说，从股市连续大跌到舆论热议的民营经济离场，再到高层轮番喊话拯救民企，可谓经历冰火两重天。从10月下旬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企支持行动自上而下推开，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发声后，各大部委、地方政府、交易所及金融机构频频出手挽救“失血”民企，目前纾困基金总规模近4,000亿元(人民币，下同)。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获悉，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力“输血”，11月企业信用债违约规模明显收窄，股份质押数量亦出现近年来首次下降。然而，银行向民企放贷仍“雷声大雨点小”。

对于债务或股权质押违约风险的民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日的民企座谈会上要求，有关方面拿出真金白银为民企纾困，一行两会亦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抽贷、强制平仓等。于是，地方政府以及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纷纷行动起来，成立各类基金、资管计划和专项产品等纾困基金，以期助上市民企渡过难关。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初，各类纾困资金总规模已近4,00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纾困专项基金规模接近2,000亿元，券商、基金和保险相关产品规模分别达600亿元、700亿元和800亿元，还有近40亿元纾困专项债完成发行。另外，在支持民企发债方面，为鼓励机构增持民企债，央行支持设立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发行民企债券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至今已创设30余只。

“杯水车薪” 成民企及时雨

4,000亿元纾困资金与市场上4.5万亿元的未解股权质押市值相比，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一些濒临违约的民企却是及时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曾刚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说，“这相当于把一些即将破产的民企拉进急症室进行强力输血。”

随着各方纾困资金落实，A股股权质押数量出现今年首次下降，11月比10月减少15亿股。民企信用债违约事件亦明显改善：前11个月累计有42家企业债券违约，涉及规模约1,011亿元，同比增298%;而11月违约债券规模148亿元，较10月221亿元明显收窄。

建行金融业务部专家张涛分析，11月一系列政策措施聚焦支持民营经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预计未来随着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逐步趋向宽松，民营企业违约事件将继续下降。

银行仍观望 恐放贷风险增

而在银行方面，监管部门要求信贷资源向民企倾斜，有关大行亦争相发布支持措施并与民企签约，但曾刚指出，目前大部分银行仍在观望，签约不等于最终放贷，银行经营受风险、资本、监管等多重约束，会考虑不良率增加风险和自身经营能力。过去银行放贷倾向国企、重视抵押物，缺乏对企业现金流、企业账户、报表的监管核实能力，骤然增加对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贷款，可能令不良贷款风险大增。

一位大行的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则向香港文汇报记者坦言，现在政策转向太快，去年到今年上半年严监管政策一直在去杠杆，而现在转向促进放贷，需要等待监管部门考核细则出台，目前重点是与之前合作民企加深合作。

政策需厘清 防止过度融资

“部分民企确实不符合银行的信贷标准，不应该硬放，要按商业规矩办事。有的大行以基准利率贷给小微企业，完全没有风险定价，可能诱导过度融资，未来会出大问题。有些行业、有的民企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也早该出清了，一味的贷款支持最后会造成信贷资源错配和不良资产。”这位银行业人士认为，在向民企增加贷款前，有很多政策关键点需要厘清。

曾刚还指出，此次各部委齐手帮助民企纾缓流动性，是救急之策，不能成为政府新一轮负担，比如有些民企获得纾困帮助后股价上升就高价减持，有些违约企业变相逃废债，都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长期来说，关键是要培育企业的内生发展机制。

民企最新情况

股权质押数量减少：政府救助前，10月18日，A股有1,191家上市公司的股价跌至股权质押预警线附近，791家上市公司已接近平仓线;11月A股股权质押数量出现今年首次下降，11月比10月减少15亿股`。

信用债违约减少：前11月信用债违约逾1,000亿元人民币，八成为民企;11月违约金额较上月大幅收窄73亿元。

民企国企加强合作：今年以来24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被国有资本接盘;新希望、复星集团等大型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内地支持民企政策

国务院 力争主要银行四季度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比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开展专项行动，以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

发改委 支持优质民营企业发债融资、加大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支持发行创业投资类企业债券、协调推进民营企业违约债券处置。

银保监会 “一二五”目标，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3年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央行 推动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发行民企债券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至今已创设30余只;推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计划，以及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支持商业银行扩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税务总局 对经营困难的民企依法办理延期纳税。

司法部 严防执法扰企，对于民企一般违法行为要以教育为主。

最高人民法院 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 对于有关部门移送的刑事案件涉及民营企业行贿人、民营企业家的，要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充分考虑保护企业发展需要。

地方政府 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地方政府及国资陆续成立“纾困”专项基金，合计规模约2,000亿元(人民币，下同)。

金融机构 券商、基金和保险纾困资管产品规模分别达600亿元、700亿元和800亿元。

6万亿信用债明年到期

锺汶权指信用资质相对弱的企业，在海外发债再融资的渠道较内地少。

今年是内地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集中释放的一年，尽管从国际横向对比看，目前约0.74%的债券违约率并不高，但内部结构性风险凸显，前11月债券违约1,000亿元，是前一年的4倍，其中逾八成来自民营企业。业内预计，2019年6万亿元信用债到期将创纪录，再加上经济下行、货币机制传导不畅、增加民企贷款的政策难以立竿见影等原因，民企仍将“如履薄冰”，偿债压力依然不小。

据中诚信国际估算，明年企业债、公司债、债务融资支持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债券到期量是4.23万亿元，考虑到明年年内新发行且到期的债券规模估计有1万亿元至1.5万亿元，因此总到期量预计在5.23万亿元至5.73万亿元。此外，公司债回售到期规模1.6万亿元，按三分之一的实际回售比例算就是0.5万亿元。最终，加总的债券到期规模预计在5.7万亿元至6.2万亿元左右。

负债率续升 加剧再融资压力

中诚信国际董事长闫衍表示，明年民企的偿债压力依旧不小。一方面，民企的利润增长在放缓，加之过去一年受融资渠道收紧等影响，民企被动加杠杆，导致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民企在2019年进入偿债和债券回售的高峰期，会进一步加剧再融资压力。

2019年不仅是境内债市迎来偿债高峰期，也是中资发行人的境外美元债开始步入还款的高峰期。根据Dealogic的统计数据，2019年到期的境外中资企业债总额561亿美元，其中非投资级债券(即高收益债)的到期规模为287亿美元。2020年非投资级债券到期规模更是达到431亿美元。

穆迪大中华区信用研究分析主管锺汶权分析，美联储持续加息使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对于信用资质相对弱的企业，在海外通过发债再融资的渠道会比国内更少，海外投资者避险情绪浓厚。而明年房企在海外有较大的再融资需求，2019年穆迪受评的房企中，债券到期和回售的规模为580亿美元至600亿美元，其中，170亿美元至180亿美元是海外债券。

央行“放水”未惠及实体经济

张明料明年央行仍可能数次降准，但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今年年中以来，央行运用降准等手段，货币政策已见宽松，货币市场资金充裕，短期利率稳中有降。但央行“放水”却未带来银行信贷投放的放松，社会融资总额和广义货币增速不断下行，并在10月份创下新低，新增贷款不增反减，实体经济资金链紧张。

流动性放松 信贷未放松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分析，货币政策从今年第二季度就开始转向宽松，货币市场利率与债券市场利率显着下行。但由于传导过程存阻碍，流动性放松并未导致信贷的放松，迄今为止社会融资总额与M2的增长依然偏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指出，地方平台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合作是过去信用扩张的重要支撑，这种合作虽然带来低效率、高风险、资源浪费、不公平等很多问题，但在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障了需求增长以及必要的税收、利润和工资增长。但是，“资管新规和针对地方债的23号文件出台打破了这种合作，信用扩张受到限制，税收、利润、工资增长也受到限制。打个比方，平台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合作好比是个大机器上的关键零件，这个零件不好用，迟早要出问题。突然把这个零件卸掉了，新零件没有装上去，整个大机器运行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分析料降息可能性微

张明预计明年中国央行仍然可能数次降准，但由于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显着下行，并即将与美国货币市场利率形成倒挂，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中信证券分析师张明也预计明年会多次大幅降准，在经常账户盈余因贸易争端逐步收窄、外汇占款持续下行的背景下，继续通过降准和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增加中长期资金投放，促进资金从银行间市场流向实体经济，今年迄今这操作组合已达4万亿元。

【记者手记】内外夹攻 民企提早过冬

2018年民企日子并不好过，内有经济下行压力，外有贸易战夹击，前有去杠杆下融资难，后有加征社保、环保限产追击，身上更背负“融资的高山”、“市场的冰山”和“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结果出现大批民企债券违约和股权质押爆仓。

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问题，每一轮社会信用收缩周期到来时都概莫能外，但为什么今年民营企业感觉尤为困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政府与企业各有各的抱怨。

企业家：政策变化太快

监管部门认为，此轮民企危机，除了金融支持不到位外，最主要原因还在企业自己身上，一些民企激进扩张导致债务失控。不少民营企业家则认为是“政府变脸太快，政策变化太快”。有企业家就直言，当初经济上升时，地方政府为求政绩扶植明星企业，要企业“催马加鞭”，跨界做大成千亿级企业，很多银行来谈合作;近两年政策急刹车、一刀切，马上就被抛弃了，企业不得不“砍手砍脚”收缩战线，当初的“定心丸”，成了后来的“夺命汤”。

盼望公平稳定市场制度

此轮民企救助可谓政府与社会总动员，不仅政府喊话，还拿出真金白银帮助企业渡过危机，连“两高”也出声要对民企违法行为“法外开恩”，但一些企业家却直言“无所适从”。回顾过去几十年，内地民营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某些政策的扶持，而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民企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多数民营企业家看来，或许并不需要“法外开恩”的特殊待遇，公平稳定的市场和制度，才是长久发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