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疫苗产业方面，香港的角色一直仅限于最上游的研发，未能发展出中游至下游的整体产业链、生产出“香港制造”的病毒测试剂及疫苗。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左二）早前参观学童在校内接种流感疫苗情况\资料图片

　　每次危机，都是启发思维、倒逼改变的机遇。因应疫情的发展，继在本港设立口罩生产线之后，香港有必要认真考虑发展疫苗产业。这既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维护香港公共卫生安全的客观需要，亦是从自生发展优势及限制条件，以及周边市场的现实需求出发的可行之举。

　　疫情发展至今日，香港现时确诊案例连日来续有新增个案，而海外，病毒飞速全球化，印度、南美、非洲处在爆发的边缘，数亿人的境况让人揪心。世界何时能见到隧道尽头的那缕曙光，无从预测；但近期的中央重要会议已经做出需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判断。专家也警告，疫情也许会长期存在，并逐步演化成风土病（endemic），随时卷土重来。

　　面对疫情，开发针对性的新药耗时太长，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因此成为近期内的一个关键选项，对世界公共卫生安全有战略意义。目前，中、美、德、法等多国已投入到新冠疫苗的研发试验当中，虽然短期内尚见不到疫苗上市，但不少团队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港未缺席新冠疫苗研发

　　在这场疫苗研发的全球竞逐中，香港并未缺席。早前，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宣布与国际组织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合作，期望尽快研发出新冠疫苗。根据实验室提供的资料，在疫情爆发后短时间内，研究团队已利用疫苗技术平台，制备了疫苗种子；该项研究并已得到科技部立项支持，是国家五个重点疫苗技术策略之一。

　　事实上，香港在应对新发传染病方面有相当的实践经验和科研储备。香港人口高度密集，又是全球的重要流通枢纽，公共卫生风险极高，过往已多次面对和处理传染病疫情乃至危机。特别是在2003年沙士一疫，香港遭受沉重打击，却也积累了应对高传染性疾病疫情的实际经验。

　　在医疗科研方面，香港不乏世界顶尖人才，两所大学的医科成就突出，在数个范畴内的研发能力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此外，香港医药体系相对完善，管理严谨，是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吸引了不少周边地区的人到香港来就医、注射疫苗、购买药物。这些优势，使香港在医药、疫苗等产业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很可惜，在疫苗产业方面，香港的角色一直仅限于最上游的研发，未能发展出中游至下游的整体产业链、生产出“香港制造”的病毒测试剂及疫苗。由于疫苗完全依赖境外采购，成为香港卫生防疫体系的一大漏洞。例如，2015年发生甲型H3N2流感疫情时，香港就因无法自行生产疫苗，亦未能及时采购得足够数量的供应，以致未能及时控制疫情的蔓延。在香港过往多次传染病疫情中，这种情形并不鲜见。

　　产业化不足 开花难结果

　　从经济层面来分析，止步于疫苗研发，缺乏将研发成果商业化的配套产业链，香港更因此错失了一个可能为社会创造高质量增值和就业、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的机会。

　　研发是疫苗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但研发本身耗资巨大，而实验室里的研发其实只需要极少数的科研人员，就业方面的带动作用很小；研发成果若不能在本地产业化，只能作为专利转让出去，在本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对投入而言亦十分有限。事实上，往往是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才能为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若把研发投入比喻为种子，研发成功可以算是开花；但只有研发成果变成了产业、占领了市场，才能让这枚种子结出果实，让社会充分受益。只是，香港在疫苗、医药方面的研发成果，基本都是拿到外地进行产业化；香港开的花，本地结不了果。

　　其实，这不仅仅是疫苗产业的情况。因为成本高昂、土地紧缺、劳工不足、缺乏适当的政策支持等因素，香港绝大多数的科技产业都采用了“香港研发、境外产业化”的模式，研发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环节均不在本地发生，这正是香港科技产业多年来一直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之一。

　　例如，全球无人机产业的领先者深圳大疆，其创办人汪涛便是香港科技大学培养的科技人才，他在港科大的研究项目，便是今日大疆无人机的原型。只是，这个果实，没能结在香港。

　　今天不少科研成果已经具备全球流动的特性，例如Google的人工智能体系便是来源于英国企业Deep Mind；苹果手机中的很多核心技术其实是通过并购、外包等方式从美国以外的国家引进的。研发成果在哪里诞生，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要夺取产业的高点，既需要领先的科技研发能力，但更在于将科研的成果产业化、并占领市场。也就是说，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研发，也需要供应链中、下游的市场测试、生产、应用、推广；只有上、中、下游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完整产业链条乃至生态系统，才能让科研成果变成产业，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给年轻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毫无疑问，从香港自身的特点来看，并非所有研发成果都有条件在本地产业化，香港作为小型经济体也无需建立小而全的产业结构；“香港研发、境外产业化”始终是很多行业的实际选择。

　　但是，疫苗产业却有潜力在本港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来：

　　其一，该产业并不需要大量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的投入，避开了香港的短板；

　　其二，疫苗产业需要极高的安全性要求，需要高质量的操作规范、监管体系、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的配合，香港长期在医疗、制药方面的优势正好可以发挥出来；

　　其三，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进入门槛不低，属于轻型、知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香港应该发力的产业范畴，能为香港带来不少品质较高就业，并推动科研水准提升。

　　此外，香港发展疫苗产业也有实际的市场需求支撑。近年，内地及周边区域的居民来港注射各类疫苗的情况相当普遍，但疫苗全部来自于进口，不仅本地增值有限，还出现因供应不足而影响本地市民接种疫苗的问题。过去两年，香港就曾出现HPV九价子宫颈癌疫苗因外来需求旺盛，导致本地供应不足的情况。有现实市场需求，就有产业发展的基础；香港发展疫苗产业，有潜力服务周边地区的市场。

　　目前，全球四大跨国药厂包括GSK、MERCK、SANOFI及PFIZER占据全球疫苗市场超过80%的份额。但传染病有一定的地域特征，疫苗产业因此有一定的地域性，对一些亚洲本地频发的疾病，欧美的大药厂并没有大的兴趣去开发疫苗。

　　例如，2003年沙士就并未波及到欧美地区，这些大药厂对沙士疫苗的研发并不积极，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今极其被动的局面。要满足亚洲地区对疫苗的需求，还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跨国企业。香港，有填补这方面空白的潜力。

　　本地制造保障货源供应

　　笔者建议香港建立疫苗产业体系，更有逆全球化这一宏观背景因素。全球化过去几十年的扩展和深化，得益于经济学上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理论：价值链在全球配置，每个经济体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通过自由贸易，便能实现优势互补、整体最优。香港便是在这样的思维下，任由市场自发选择，放弃了制造业，只做自己擅长的金融、贸易等服务业。

　　然而，现实证明这一模式有极大的局限：香港出现了去工业化、制造业空心化，能转走的产业都转走，经济结构越来越窄，就业两极化、劣质化，年轻人选择越来越窄。除了香港，其他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均出现类似的情况。毕竟，全球整体最优，并不代表各个经济体能均衡受益，也不代表经济体内部的各个阶层能均衡受益。

　　此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全球贸易带来了重大冲击，亦冲击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让我们有钱就能买得到我们想买的东西”的观念。“黑天鹅”频发的时代，供应链的地域空间跨度越大，安全性越弱──这是很多国家从疫情中得到的启示；未来，缩短供应链、尤其是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物资的供应链的地域空间跨度，将成为很多国家的选择。

　　另外，推动全球化的“微笑曲线”理论，亦逐渐显露出其缺陷。该理论将服务视为“高端”增值环节，会集中于部分国家；而制造是“低端”环节，将往低薪地区扩散。但事实是，制造业空心化后，那些建立在制造环节基础上的服务将变得极其不稳定，出现跟随制造环节转移、扩散的趋势，竞争力、创造力也将随之流失─这便是制造业的“磁力效应”。首先发动全球化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经历制造业空心化后，整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均出现下降，服务业优势也受到侵蚀。贸易战的爆发，便是出于这样的背景；逆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袭来。

　　在此背景下，香港必须用新的思维来看待公共卫生风险。战略性的关键物资，若全盘依赖外界供应，一旦发生不可预期的危机，社会将极端被动。2月初，内地疫情正水深火热，全国均“一罩难求”，毫无口罩生产能力的香港陷入恐慌，政府迫于无奈向内地请求调拨口罩供应，这一行径被全体市民所不齿，遭到诸多抨击。所幸，民间自发启动口罩生产，政府随后提供支持，香港长远口罩供应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是，疫苗又如何呢？

　　将来疫苗上市，香港将从何觅得货源？

　　是否又走同样的路，在十四亿同胞等待疫苗注射的时候，请求国家调拨疫苗供应香港？

　　─于情于理，这都说不通。若欧美成功研制出疫苗，也是本国优先，轮不到供应香港。有资源有渠道的人，自然有办法觅得；普通人，恐怕就只有等待了。可见，香港发展疫苗产业，不但可行，亦是维护香港公共卫生安全的客观需要。

　　开启经济结构改良进程

　　总体来看，无论从经济角度分析其可行性，还是从卫生防疫安全的角度分析其必要性，香港都应积极考虑投入资源，建立本地的疫苗生产体系，将科研成果─既可能诞生于本地，也可能是从境外或内地引进─打造成产业链条，生产出产品，并推向区域市场。

　　这一思维并可以扩展到医药、医疗器械、保健产品及其他公共卫生安全相关的产业，不但能进一步提升本港卫生防疫系统的应对能力，为国家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出一分力，亦能丰富香港的产业和就业结构，或成为香港经济结构改良的起点。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洪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