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分析指出，此次经济危机除了靠新基建，还要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问题/新华社

　　经济全球化大不如前，要做好最坏的準备。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或者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确实让人非常担忧。笔者比较认同桥水公司创始人Ray Dalio（瑞．达利欧）的推演，未来世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退化，国际合作进一步退化，很多国际公共产品无法被提供。

　　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况非常糟糕，再加上疫情衝击，航线中断、大规模缩小，贸易之间的联繫开始减弱退化，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其实不复存在了，甚至很多机构认为，未来三五年裏，会下降30%至40%。对於原来产业链全球布局来讲，其实是个灾难性消息，这种情况会不断影响到原来的产业布局、生产製造、资产配置、各国资本市场、汇率、人们的生活等。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或者有比较大的概率发生的话，确实需要做好準备，这也是笔者一直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好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要做好最坏準备。

　　从4、5月份的直接投资数据和外贸数据来看，在全球各个经济体受到衝击下，原本担心的产业链移出中国的情况正在得到缓解。为什麼？全球都受到衝击，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中国的生态是最好的，所以很多贸易合作夥伴反而在疫情衝击下，把合作机会给了中国企业，这对於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来讲可能是个欣慰的消息。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近况大不如前。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未必是光明的。如果和全球贸易最鼎盛的时期相比，全球前景并不是光明的。Ray Dalio强调的就是这点，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环境。

　　龙王下雨金融繁荣

　　当前政策要适度宽鬆，为今后留个余地，储备一定的政策工具。之前笔者曾用龙王下雨这个故事来解释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重要逻辑。我们知道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开启了大力度刺激经济的先河，格林斯潘按动了这个电钮。2001年以后，世界进入新一轮增长，所谓的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期，随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衝击，但当时中美联手共同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危机，使得中美两个大国迅速地从危机泥潭中走出来，这就能看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2008年以后，各个国家走上不同的路，但有个共同点，欧洲、美国、日本，包括中国，都走向了货币政策相对宽鬆的路径。欧美叫量化宽鬆，因为没有更多改革的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也不像中国这麼大，因此量化宽鬆的力度、实施规模和持续时间比较长。中国在2008至2018年的十年，经历了2009、2012、2014三次大宽鬆，2009年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是防止经济跌破7.5，2014年防止经济跌破7，当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看到，即便出台这麼大的宽鬆政策，也没有遏制住经济连续下台阶的势头，这裏既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但归根到底，中国进入中高增长速度的阶段，不是需求层面出了问题，而要从供给层面找原因。

　　2009、2012、2014年这三次大宽鬆应该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也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后遗症，比如长达接近二十年的房价上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2014年宽鬆之后，股市出现巨大的泡沫，2015年6月份爆发股灾，还有债灾，宽鬆政策加上监管漏洞，导致资产不断出现泡沫，然后泡沫破灭，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2017年以后监管下决心整顿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2017年是整个金融周期从上行转向下行的拐点，从数据指标上来讲，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佔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35%，这个数据创造了历史峰值，同时这个峰值高於日本、美国，分别在他们80年代金融泡沫期和2008年金融泡沫期当时的比例，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繁荣比当年美国和日本最繁荣的时候还要繁荣。客观结果就是金融风险的累积，债务风险的累积，结构调整的困难。因此，龙王下雨实际上解释了这个过程。

　　龙王下雨，雨水从天上下来，有的地方地势高，有的地方地势低，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金融空转问题，距离龙王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最先得到雨水，他们把雨水尽快倒给距离龙王比较远的地方，这就是金融空转的现象。当然，学术界现在也在讨论，我们仍然基於传统经济学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比如国外比较盛行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国国内很多学者反思—四万亿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是本身的问题，还是退出四万亿过早引发的问题？还有很多学者反思，现在有人不主张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或不主张大水漫灌的形式，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可以考虑抄欧洲的作业？目前来看，至少执行层面对国内宏观政策还是比较克制的，这也是总理在两会上反覆强调的问题。

　　笔者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鬆，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覆，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

　　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是比较多的，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什麼政策工具了，只能持续不断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问题在於，如果靠印钱解决问题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经济问题了。而且欧洲、美国的金融结构和中国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照抄欧美在宽鬆宏观上的作业，笔者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做的可圈可点，是对的。

　　供给改革更为重要

　　解决此次经济危机除了靠新基建，还需要新组合拳。从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来看，一直是靠基建支撑过来的，这次也着重强调了新基建，但这次新基建力量显然不会像之前2008年四万亿计劃那麼大。

　　具体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作为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修路、架桥、盖房子，还是现在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等，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刺激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确实从大萧条以后，应对到来的危机，人类历史上的传统办法都是用凯恩斯模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将经济从危机低谷中拖出来。我们经历过的98年、08年，中国也是这麼做的。

　　另一方面，这次和以往不同，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也出现了问题。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是，通胀很低，人们没有消费能力，这时就需要创造需求，但现在问题是，通胀和通缩并存—疫情衝击整个供给，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处於相对高位；需求不足造成通缩，这是因为疫情也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收入下降所以需求不足。

　　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裏，应该是通胀越高，就业形势越好，但现在一边有通胀一边有失业，所以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凯恩斯模型。也就是说，应对这场危机，不能只靠刺激总需求去摆脱危机，更多是要通过供给层面解决问题。所以在谈到新基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点，不是说新基建不好，也不是说新基建不必要，但是需要新的组合拳去解决当前的危机。

　　新基建投资主体应为企业，政府起引导作用。“新基建投资钱从哪来”本质问题就是谁来投资。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採取的是四万亿措施，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平台公司，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投资，带动社会企业、民间企业投资，形成链条。这个链条有效解决了当时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后遗症，比如说现在仍然在消化的债务过高问题、金融风险问题。

　　启动新基建就有“谁来投资”的问题，如果再让政府，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纷纷加槓杆投资的话，会给目前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雪上加霜。新基建主体应该交还给企业，让企业根据政府倡导或指引，投入到新基建建设中，这裏既包含一部分国有企业，但更多则是民间企业。当然，对於新基建投资，很多企业比较纠结、谨慎，因为融资很难，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在投融资方面确实还要进一步改革，包括融资成本、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