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近期，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於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劃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双循环”被列入2035年远景目标，标志着其在“十四五”规劃和长期发展方向之间重要的衔接作用。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以内促外、由内而外是撬动战略发挥效能、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展望“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充沛的内需、有效的供给、顺畅的互联将成为发展新格局的核心要素。

　　需求升级是“双循环”的发动机。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取代外需，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根据测算，在保守情景下，2019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倍增。顺应这一趋势，如何激活和利用好内需潜力，将成为“双循环”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领域，未来“双循环”料将沿着三条主线发力：

　　其一，稳步推动“两新一重”基建投资，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也将通过基础设施优化，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

　　其二，通过优化供求结构和制度变革，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升级，尤其是加速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更加普惠地、更多层次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其三，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将年轻世代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云服务、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

　　供给升级是“双循环”的启动器。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升级并非无本之木，而是需要供给升级予以先导性的支持：一是依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缓解消费意愿的不足；二是新供给创造新就业，补上消费能力的短板。供给升级将启动新一轮消费升级，并立足於升级后的内需市场完成新一轮供给升级，由此开启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基於中国的现实国情，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未来的供给升级料将包括依次传导的两大环节：

　　基础性要素的供给升级。一方面，对内坚持改革攻坚，加速五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从而全面提高国内要素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对外扩大高水平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金融交流，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商品服务的供给升级。一方面，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契机，将国内价值链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製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另一方面，抓住服务贸易回流的契机，推动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满足国内服务消费的新需求；加速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缔结与全球体系的新联繫。国际定位升级是“双循环”的连通器。

　　并非走向“闭关自守”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长期且全面的退潮风险。基於这一环境，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从而带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进步。

　　具体而言，这一国际定位升级预计将体现於三个层面。一是价值链定位升级。基於双循环中的供需双升级，中国经济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中心升级为“供给─需求”双中心，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升级为中上游。二是国际金融定位升级。凭藉“内循环”的相对韧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成长性、低风险性的双重优势，为全球长线资金提供“压舱石”，人民币的网络效应与回流机制同步完善，配合石油人民币的发展，多渠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三是国际治理定位升级。在全球乱局之中，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从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被动接受者，升级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重塑的主动引导者，从根本上规避脱鈎风险、改善外部环境、防範外溢衝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