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021年全球经济依旧处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的变化与长期的转型同时发生，经济信号的紊乱度和複杂性相比2020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站在2021年的起点，笔者认为，这种複杂性衍生出多重矛盾，正在对市场基準预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也对宏观政策的重心转换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不要轻易被乐观预期衝昏头脑，唯有辩证认知经济、金融、社会、疫情各个维度传递的正反信号，才能在把握共识性投资机遇的同时，防患於未然，通过审慎自律的风险管理获得进退自如的选择自由。

　　首先，需要关注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的矛盾并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最大挑战，恰在於人们总会带着常识性的思维惯性去认知变局。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衞生危机，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损失，但市场对其与众不同之处可能依旧缺乏足够的敬畏。然而，从经济预测和市场预期的角度看，对未来基準情景的定位基本都默认了新冠疫情在2021年得到有效控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不是衞生领域的专家，而使用数量经济工具预测新冠疫情本身的演化，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困局。实际上，从2020年数量经济工具对新冠疫情的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时大部分的结论都过於低估了病毒的实际威胁，这恰恰体现了新冠疫情的与众不同以及经济分析工具的有限理性。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对新冠疫情的未来预期，经济金融专家比公共衞生专家似乎更乐观一些，金融市场裏几乎很难看到与病毒共存多年的悲观假设，这使得基於疫情预测的经济预测也可能偏向过於乐观了。

　　其次，需要关注实体萎靡与金融亢奋的矛盾并存。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是金融市场的物质基础；从短期来看，金融市场却并不是实体经济的真实映射，一系列特殊因素会让这种映射变得扭曲和虚化，人们往往会由於短期扭曲的形成而产生对长期未来的非理性认知。2020年，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脱节一目了然，在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普遍衰退的同时，金融市场却在跌宕起伏之后呈现出一片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2020年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分别涨14.16%、13.89%和15.64%，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上证综指、日经指数则分别涨6.56%、43.44%、11.94%和16.01%，2020年金价、虚拟货币价格也都扶摇直上。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高歌猛进，一方面刺激了乐观情绪的形成，另外一方面又加剧了两极分化，进而强化了乐观情绪在主流社会的传播和自我印证。

　　再者，需要关注宏观恢复与微观困顿的矛盾并存。宏观经济是微观个体选择与行为的全部结果，一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的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动摇。从严谨的角度看，对於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托底，投资，特别是政策引导的投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超出预期，这种结构性特征在中国经济的表现也较为突出。造成宏微观割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救助政策对微观实体的渗透能力还有待提升，这也引致了全球政策当局宏观调控重心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移。无论如何，政策朝着“跨周期”和“精準滴灌”方向的优化正在过程之中，只要宏微观的表现还存在分歧，对未来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就要保有相对审慎的预期。

　　宏观政策重心逐步从兼顾控制疫情和重启经济到挖掘和善用政策空间解决结构性问题。此前，主要经济体採用了不同的模式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衝击，核心在於兼顾有效控制疫情、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採取必要手段避免经济出现持续大幅下滑风险。从政策力度看，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史无前例的货币和财政措施规模将超过GDP的20%，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不惜代价扶持和刺激经济的作用，但也为长期平衡债务负担和实现政策退出带来了不小挑战。从政策效果看，主要经济体的救助模式各有所长：中国充分利用政策空间优势发挥银行主体作用，一季度人行流动性投放所引导贷款增长产生了1：3.5的倍数放大效应，3月份企业贷款利率也较2019年底下降0.3个百分点，对应效果均强於大幅一次性降息的美国和已陷入负利率的欧、日；美国则通过政策创新拓宽了救助边界，其最具代表性的举措在於财政部和美联储通过特殊目的实体（SPV）实现公共风险分担，从而得以为企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该做法在银行对救助中小企业能力和意愿有限的环境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於疫情大考中暴露的自身结构性问题，各经济体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善用政策空间，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独立性、有效性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