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和稳定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

　　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到“民营企业”这一概念，而以往历届党大会报告中使用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充分肯定了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目前民企的生产经营仍处于疫后恢复阶段，与国企相比仍有差距。未来政府应在巩固、做实、做细前期各项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对民企的“固本培元”工作。

　　近年来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爆发和大宗商品涨价等新形势、新变化，政策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2020年正式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通过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首贷户比例等考核，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集中的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信贷投放。新冠疫情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处于中下游的制造业民企成本激增，今年7月政治局会议和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经营压力大于国企

　　虽然出台了一篮子政策支持民营企业，但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还处于疫后恢复阶段，与国企相比仍有差距。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民营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压力大于国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能够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2021年7月私营工业企业的这一指标为48.2天，比2019年12月增加4.4天，而同期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分别为41.2天和缩短5.3天。这从侧面说明：一是，大宗商品供给收缩后，国企议价能力增强；二是，针对房企和城投的结构性紧信用，也让和这两类企业有业务往来的私营工业企业，销售回款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仍明显高于国企。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是近年货币政策的重点目标之一，尤其是降低民企和中小企业这些经济薄弱环节的融资成本。围绕这一目标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贷款利率锚定LPR（基础借贷利率）、存款利率自律上限调整、将小微企业服务情况纳入MPA考核等，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仍比国企高不少。

　　第三，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弱于国企。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2个行业今年1月至7月的利润数据，从两年平均增速看，呈现出上游、中游原材料、中游制造和下游行业依次递减的特点。上游的黑色金属采选业，以及中游的有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冶炼，今年1月至7月利润两年平均增速都超过30%，这些行业的企业以国企为主；同期有6个行业的利润两年平均增速为负，包括木材加工、文娱用品、家具制造、印刷、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鞋业，这些行业以民企为主，处于产业链下游，面临着成本上升和需求羸弱的双重压制。

　　第四，民营企业去杠杆压力大于国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7月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3%，高于同期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57.0%。此外，与2019年12月相比，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提高了0.9%，而同期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1%。可见，无论是从资产负债率的绝对水平，还是和疫情前相比的变化幅度看，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去杠杆压力都比国企大。

　　第五，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尚显不足。作为市场化主体，民企在扩大投资前，需要考虑投资的收益和成本，通常只有预期投资后能够获得一定回报时，民营企业才可能去增加投资。制造业企业以民企为主，今年一、二季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7.6%和78.8%，处于历史同期高位，制造业企业有扩大资本开支的诉求。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今年1月至7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3%、两年平均增长2.6%，反弹幅度弱于市场预期。笔者认为，拖累制造业投资反弹的因素包括原材料成本上涨、终端需求见顶回落和企业对未来预期不乐观等。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和稳定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民营企业近期面临的困难，应在巩固、做实、做细前期各项政策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进一步做好对民企的“固本培元”工作。

　　一、重视民营企业反馈，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便利度全球排名，从2018年的第78位迅速提高到2020年的第31位。如此大的进步是通过改革实现的，中美贸易摩擦后全国层面开始推进重要的营商环境改革，比如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扩大负面清单覆盖领域、简化破产程序和扩大金融开放等。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营商环境仍有进一步的优化空间。

　　二、货币和财政政策加大对民企的定向支持。货币政策支持民企已取得积极成效，今年二季度末工业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8%、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5%，均明显高于同期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10.8%。可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扩大MLF（中期借贷便利）抵押品范围、提高首贷户考核比重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但同时也要防范风险，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核目标，避免为贷而贷和出现金融机构风险敞口激增的问题。

　　三、平衡好长期绿色转型和短期大宗商品涨价的问题。中国碳排放接近全球总排放的三成，2015年至2019年中国碳排放年均增长1.2%，快于同期全球0.8%的增速；且中国碳达峰到碳中和之间只有三十年，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短得多，因此，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确实艰巨。但实现这一目标，要以尊重经济客观规律为前提，科学制定方案，尽量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国内部分行业运动式“减碳”，推动相关品种商品价格大涨，处于中下游的民营企业被动承担成本上升，对民企的生产、投资和信心都带来负面冲击。

　　四、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更好发挥其“自动稳定器”作用。2020年5月底至今，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1.5%，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6.8%。强势人民币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也削弱了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由于海外疫情扩散和生产尚未恢复，供需缺口下海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目前仍有较强需求。但随着海外复工推进，订单回流是个大趋势，未来强势人民币可能会加速订单从中国流出。

　　五、稳定和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民营企业家作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对他们来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体现在数据上就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处于上行周期时，多数时候伴随着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回升。也就是说，只有他们对未来预期乐观时，才有可能主动扩大资本开支。前文提到过今年前七个月，有6个制造业下游行业的利润两年平均增速仍为负值，盈利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这些行业更需政策来呵护信心。

　　改善环境 固本培元

　　为做好民企的“固本培元”工作，目前亟需做的事情包括：

　　一是，明确“三次分配”的自愿原则，并形成社会共识。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年内大概率会出台《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制度。三次分配可以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但实施过程中必须以民营企业家等高收入人群的自愿为前提，否则可能在推进公平过程中造成效率缺失，而提升效率平稳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二是，改善外部环境，包括修复中美关系、推进“一带一路”等。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推动外循环，对稳定企业家信心、扩大市场规模和形成创新所需的资本积累都极为重要。

　　三是，在规范相关行业发展时，应对行业内的各所有制企业公平对待，避免行业整顿升级为全社会关注的“国进民退”讨论。在2018年11月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指出，“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这一讲话精神需要时刻宣示、不断强调、认真落实，必能排除噪音、形成共识、让“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