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特区政府派发电子消费券，除为中小企带来更多商机外，同时鼓励更多市民使用电子支付工具。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在政纲中提及，要“全面提升竞争实力，创造持续发展空间”，并强调“香港要发挥好‘八大中心’角色，以创新驱动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主动发掘大湾区的机遇，并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做好国家与世界各国互联互通的桥梁。”在此，发展香港的数字经济，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其整体规模和影响力已不容忽视。普通市民对数字经济的印象或许较多停留在狭义层面，将其理解为近年市场上新冒起的一批新经济企业，包括从事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的科网企业。但根据《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所作的定义，指的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资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资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资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之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即是说，数字经济从广义上代表了数字科技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涵盖先进数字科技引领的新兴产业发展，亦包括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去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共高达32.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3.7%；其中，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近5.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报告中还指出，产业数字化转型迄今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占超过八成。

　　疫情改变市民消费习惯

　　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国际大都会，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通讯基建，以及各项先进数字科技，如人工智能、5G及大数据技术的研发优势，兼且商业设施发达、法制完善和市场自由开放，过去曾吸引过一些海外数字科技企业来港拓展业务，例如设立大数据中心及网络交易平台等。但亦须看到，本港产业数字化转型，长期受制于本地市场空间狭窄、数字商业人才匮乏等因素，导致服务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进程落后于邻近地区。

　　笔者留意到，新冠疫情的爆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港市民的消费习惯。抗疫促使商家不得不调整传统运作模式，更多的中小企业经历了业务“上线”的崭新体验，带动了一些数字化新业态的出现。例如，愈来愈多的实体商店加紧部署网销业务，食肆餐厅则经营或兼营网上外卖生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快，令本地涌现出一股数字化转型的风潮。

　　这背后除了离不开港企灵活变通、化危为机的较强适应性能力，特区政府从供需两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例如，特区政府在过去两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派发电子消费券，为中小企带来更多商机的同时，亦鼓励更多市民和中小商户使用电子支付工具。

　　虽然香港在近两年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有所提速，但整体水平仍较内地和其他经济体逊色，与本港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并不完全相称。为加速数字化经济进程，财政司司长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计划成立一个“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及相关政府官员。笔者对此表示欢迎，本港若能结合官商民间的力量，相信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奋起直追。

　　强化自身双循环中介职能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在今年1月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大湾区城市目前正密锣紧鼓地加紧落实各自的实施方案；笔者建议特区政府成立的“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应尽快启动并开展工作，担当起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层次咨询、统筹和跨域协调的职能，一方面密切留意内地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举措及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亦加强本地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促进数字科技在政府、企业、社会及居民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

　　此外，作为亚太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香港工商界应从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加快推动业务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高增值服务；并借助数字科技的普及运用提升经营效率，致力于打造领先的金融科技、数字贸易、数字港口及数字物流等，提升在跨境货币支付与结算、进出口贸易便利程度、通关速度以及物流业的运作效率，推动香港在国家经济双循环发展中巩固及提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中介功能。由此可见，新一任行政长官需要在加快香港数字化转型问题上推出更多措施，将之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