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近期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大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是政策关注重点。

　　目前中国总体就业压力小于2020年疫情期间，但结构性压力突出：青年人失业率走高，与疫情不确定性下企业的成本决策有关；农民工就业从“供给短缺”转为需求不足；大城市就业受疫情的非对称影响，由热转冷；中小企业的就业压力持续存在。就业是民生之本，近期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通过“保主体”来“稳就业”。笔者预计，全年平均失业率有望控制在5.5%以内。

　　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6.1%，接近2020年2月的高点6.2%。考虑到2月失业率本就季节性偏高，部分市场观点认为本次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接近，甚至超过2020年疫情时期。笔者认为，这两次疫情下的失业率可比性较弱，2020年失业率可能存在低估。当时疫情期间恰逢春节前后，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返乡，并没有在外寻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无法到岗开始工作。这部分群体可能已经隐性失业，但不符合“失业人口”的定义。从31个大城市失业率也可以看出端倪，2020年31城失业率的高点并不是出现在疫情影响最大的2月，而是出现在已经复工复产的5月，反映出失业率的走势和居民工作意愿、到岗情况都有关系。结合城镇新增就业来看，今年与2020年的就业压力对比就更为明显：今年4月新增就业121万人，同比下降13.6%，比2020年2月的39万人（同比下降55.7%）要好很多。

　　企业招新动力不足

　　虽然总体就业情况好于2020年，但今年结构性就业压力较明显：疫情后青年人失业率趋势性走高，与就业主体人群分化加大。4月份16至24岁青年人失业率达18.2%，较3月份上升2.2个百分点，创公布数据以来的新高。智联招聘数据显示，一季度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为0.71，创疫情后新低，且与整体指数差距拉大；截至4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46.7%已收到录用意向，15.4%已签约，较2021年的62.8%和18.3%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疫情更多影响了青年人集中的大城市，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人就业供给也创出历史新高，教育部预计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

　　如果视角拉长到2020年以来的整个“后疫情”时期，会观察到16至24岁青年人和25至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分化是趋势性的，2020至2021年青年人平均失业率比2019年高2.3个百分点，而同期就业主体人群平均失业率仅上升0.1个百分点，2021年甚至低于疫情前。

　　“后疫情”时期青年人与主体人群的就业表现分化，可能与疫情不确定性之下企业的成本决策有关。毕业生“就业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青年失业率的持续偏高，是疫情后出现的新现象。除了毕业生供给扩大、学生就业心态和择业观念转变等趋势性变化因素，疫情高度不确定性之下企业行为的变化，可能对就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面临疫情带来的短期压力和长期不确定性时，企业减少人力成本开支的常用方式包括缩招、降薪、裁员等。其中，“招新”是成本扩张型的举措，经营承压时会首先收缩，并且缩招涉及的是增量变化而非存量调整，不像裁员和降薪那样会损害在职员工的权益，执行阻力较小。与此同时，疫情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未来可能随时迎来业务反弹，企业不会轻易解雇在职的成熟员工，以便一旦疫情后需求修复便可以快速复产。所以疫情压制下，企业更多选择了降薪来“共克时艰”，而非轻易裁员。表现在失业率上，便是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平稳而青年人失业率走高。

　　外出农民工就业从阶段性“供给短缺”转为“需求不足”。农民工一般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但实际上2021年下半年农民工很可能经历了一段比较“抢手”的时期。2021年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持续走低，平均失业率比本地户籍人口低0.17个百分点；同时农民工收入在2021年下半年大幅增长，增速一度超过同期的城镇工资收入。

　　上述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外出农民工的供给收缩有关，2020至2021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始终未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2022年一季度外出农民工数量大幅增长，超过2019年同期，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而疫情反弹导致东部地区用工需求走弱，农民工就业的供需形势出现逆转。一方面失业率快速走高，4月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达6.9%，比去年底高2个百分点（同期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仅上升0.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收入增速下滑，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以2019年为基期的复合增速仅为3.5%，低于同期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复合增速5.7%。

　　大城市就业由热转冷

　　大城市就业由热转冷，与疫情对地域、行业的非对称影响密切相关。大城市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吸收了更高素质的就业人员，疫情前失业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但是，在疫情之下，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反而更大，2017至2020年，31个大城市失业率平均比全国失业率低0.11个百分点，2021年以来则平均高0.15个百分点。一方面疫情传播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来实现，大城市作为区域枢纽，面临的疫情风险更大。5月份前三周，全国18个大城市地铁客运量同比下降44%、加权平均拥堵指数下降7%，而同期全国百城拥堵指数已经实现1%的同比正增长；另一方面，疫情主要影响线下服务业，而大城市服务业就业占比更高、受影响也更大。

　　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就业压力也持续存在。超过88%的个体工商户分布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线下服务业，疫情反弹对个体工商户会带来持续的经营压力。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显示，2021年底以来，劳动力需求指数下降1.2，同期的劳动力供应指数却上升1.7，中小企业劳动力供需的分化进一步加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正循环的重要环节，就业承压会抑制居民消费。经济平稳发展、市场主体经营稳定，有助于实现居民的充分就业；而居民就业稳定，则可以提振收入、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在经济内生增长的正向循环中，就业起到了衔接作用。根据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研，2022年一季度，超过60%的人减少消费是因为就业或者实际收入下降导致的，这一特征在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明显。笔者对历史数据计算显示，失业率的上升通常会引致消费的回落，疫情后平均每1百分点的失业率上升，会拖累商品零售额增速约5个百分点。

　　近期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大盘，并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就业是“六保”之首，而保就业的抓手则在于保市场主体。上周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保民生”；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六方面33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退减税、缓缴社保、加大留工培训补助、扩岗补助等财政政策，增加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延期部分贷款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都旨在保住市场主体，从而吸纳劳动力就业。此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也是政策关注重点。

　　根据疫情前数据来看，中国失业率的增幅和经济增速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性，符合“奥肯定律”。即伴随经济增长回落，失业率存在上行压力。笔者的估算显示，平均经济增速每下滑1个百分点，失业率增幅将提高约0.4个百分点。疫情之后，由于经济增速和失业率的大幅波动，奥肯定律的数据特征被减弱。总体来看，数据分布向左平移，即相同的失业率表现，所需的经济增长率更低，这可能体现了稳就业政策的作用。今年平均失业率如果控制在5.5%以内（同比增幅在0.4百分点以内），按照疫情后新的奥肯定律曲线来推算，所需的经济增速不一定很高。笔者预计在稳增长、保就业政策支持下，这一目标还是有望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