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28%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范式内，现代化的正式开端是工业革命。美国历史学家克拉克曾表示，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可能也只是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从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前提就是工业化。如果没有工业化形成的物质文明基础，那么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法治化几乎都不可能。

　　【文接10月19日A13版及10月25日A17版】回望历史，三个甲子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个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古国，被西方工业国家的船坚利炮惊醒。过去沉溺于帝国旧梦的晚清王朝终于明白：中国也必须尽快开启工业化浪潮，否则就会永远陷入落后捱打的局面。因此，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迫下，救亡图存的本能反应让中国不得不被动开启走向现代的革新运动，以点燃自己工业革命的火种。然而，如何在一个农业文明的废墟上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这就是摆在众多仁人志士面前的重大命题。

　　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民族工业自强等一系列革新运动之后，中国的精英们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西学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术”层面的改良，并不足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要点燃中国工业革命的火种，需要对中国社会的土壤进行全方位的变革，用“道”来形成“势”，全面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变革。

　　所谓的“道”，类比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为工业化奠定了人本主义的知识、理性和思想文化基础；所谓“势”，是从英国蒸汽机革命开始的，通过国家竞争（比如战争）和国际贸易形成的市场化、产业化、资本化洪流。在国家竞争的欧洲，任何不参与工业革命的国家都会直接陷入“被动捱打”的局面。同时，频繁的战争，也大大加快了科技研发和投产的进程。在战争面前，在生死存亡面前，人类的科技创新潜力被大大激发出来。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发明，几乎都来自于战争时期的军用技术。

　　市场经济星火燎原

　　但中国不是欧洲，中国是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家，几千年都在一个超稳定结构里进行着农业皇权国家的轮回。尤其是明清以降，因为长期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问题，组织战争和军事管制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思维，导致形成了一个闭关锁国、一味守成、不思进取的国家文化。这种文化将中国向工业化、现代化进化的可能性几乎锁死，成为李约瑟“大分流”谜题的根本成因。

　　晚清王朝因为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工业化而谢幕，接下来的军阀混战、羸弱的国民政府，再加上日寇入侵，让中国重新陷入民族救亡图存的境地。这意味着，生存是第一要务，其他的都是奢望，更别提什么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了。即使有人寄予厚望的，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在突如其来的日寇入侵面前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笔者个人的研究认为，即使没有日寇入侵，刚刚有点气候的中国民族工业也难以担当起点燃中国工业革命的重任。因为，当时的根本矛盾并非是城市和工业化内部阻力的问题，而是新兴的工业资本和农业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

　　以上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使得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走上以商业资本为主的内生演化道路。作为一个原生的、具有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古国，要想突破传统的抗拒走向工业文明，路径可能只有一个：先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国家，通过国家力量集中动员资源来进行工业化，否则一个落后的农业文明社会是很难组织力量来推动如此复杂的进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工业化条件成为可能，但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通过抗美援朝换取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创造了“一五计划”的辉煌成绩。但随着中苏交恶脱鈎，中国的工业化遇到了巨大的危机，在自力更生的冒险试错中遇到更大的挫折，不得不被动去工业化，几千万城市和工厂里的工人回乡。激进的工业化运动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后果，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里充满了波折。

　　但也不能否认的是，这三十年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积累了工业化必需的很多先决条件，比如文盲率的快速下降，人均寿命翻了一番，初步的重工业基础，初具规模的铁路公路，快速增加的人口和年轻劳动力，以及人们在集体经济中形成的组织意识和纪律意识等。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工业化势能已经到了一个破晓的临界点，这只需要一个火星就可以被点燃，那就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在于，可以动员每一个分散的卑微的个体力量，这些个体在无形之手的动员之下，自发的根据自身的相对优势，知道自己想幹什么、能干什么，由过去计划指令式的被动“单位包分配”，转变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时熟知的话语体系包括，不争论、实干兴邦、发展才是硬道理、黑猫白猫能抓老鼠才是好猫……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场思想启蒙，类比于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力量就喷湧而出，中国工业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竟然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几乎走完了西方工业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这不得不说是一场奇迹。

　　后工业化挑战艰巨

　　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工业国家。以下几个指标可以证明这个论断：

　　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人民币，下同）增加到2018年的30多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971倍，年均增长11%。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28%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余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

　　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过七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由2004年的0.56%提高至2018年的1.06%，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93.4万件，较2004年增长了29.8倍。一些高端制造业，如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讯设备等产业均已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工业信息化、数字化浪潮。截至2019年6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9.3%；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49.5%。同时，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35.3%、25.3%和8.1%。

　　上述数据都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完全过渡到了工业社会，也不能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因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可以被他国轻易“卡脖子”。很可能的问题是，技术和物质层面的工业化浪潮过快，社会的心智、认知、治理和精神系统在进化上还相对滞后。不过，经济基础仍然决定着上层建筑，工业化当然推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中国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产业工人和本科学历大学生，人口红利深化并转换为人才红利成为可能。

　　当前，工业化末端的中国，后工业化时代的种种矛盾也在加速暴露，大部分是因为乡土中国蜕变后，从农业社会中走出的一代人仍然不能很好的适应工业社会。但是幸运的是，中国避开了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最残酷的一段，那就是伴随着激烈冲突、革命和战争的激进历史。今天中国走出了和平崛起的工业化道路，也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金融风险、精神危机、发展不平衡、国际摩擦等诸多重大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