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国过度金融化、产业空心化和政治极化，导致该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下降。

　　近期，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动向。目前，美国正遭遇较长时期的高通胀压力，虽然凭借美联储货币政策及美元体系能够短期内防范经济“硬着陆”风险，维持一定的增长韧性，但能否扭转长期的衰落态势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应对短期危机时具备较丰富的政策工具，而美国自身也拥有比较强的经济韧劲，在财政赤字和宽松货币政策上具有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因而能够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福利。

　　然而，近20年来，美国的政策短视、政治“极化”以及保护主义思潮等现象日益突出，而且在应对各类危机时的治理水平均在下降，美国所依赖的国际治理体系正失去国际公信力和竞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虽然依靠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宽松货币政策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维系了一段较稳定的增长时期，但这一模式具有“双刃剑”的政策效应，而在全球新冠疫情时的再次大规模经济刺激俨然超出预期，未来可能要数年时间来消化和治理这些政策副作用。应该看到，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正处于下降的态势，过度金融化、产业空心化、政治极化将可能是压在美国经济头上的“三把利剑”。

　　增长韧劲靠三招支撑

　　21世纪以来，美国抓住全球化兴起的发展机会，利用先发优势和由其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建立独特的竞争力。总体来看，美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速均位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021年GDP总量突破23万亿美元，稳居各国和各地区之首，人均GDP超过7万美元，分别较2001年大增117.4%及89.2%。反观欧元区、日本以及英国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美国经济表现出一定的复苏增长韧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构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规则体系。二战后以及冷战结束，美国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大国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美国凭借一手构建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及科技体系，不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且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国际分工优势，维持经济发展优势。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占有主导地位，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进而能够左右世界经济走向，维护美国经济利益。

　　二是依托跨国资本在全球市场进行投资布局。20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美国既面临苏联争霸，也遭遇德国、日本等国竞争。对此，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在全球极力推广经济金融自由化政策，并实施“长臂管辖”打压德、日等竞争对手。同时，美国依托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美元国际支付结算网络，大力支持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布局。这些跨国资本不仅掌握全球资源，而且通过资本布局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三是凭借全球金融网络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美国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巩固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金融网络。美国不仅通过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凭借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以及石油美元回流体系攫取巨额利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新冠危机期间，美联储推行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些不负责任的激进政策，在挽救美国经济的同时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但是，2001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强劲。2001至2021年美国GDP实际平均增长率约1.9%，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从2001年的31.5%，下降至2021年的23.9%。同期，新兴经济体的GDP实际平均增长率5.3%，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从2001年的20.6%，上升至2021年的42.2%。贡献度方面，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峰期的40%以上，已经下降至2021年约18.9%，而新兴经济体的贡献度达43%。不难看出，美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较强的实力和规模，但无法阻挡走弱的趋势。

　　两年多来，美国经济的表现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复苏，较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而言，美国的经济增长还算不错。2020年GDP收缩3.4%（同期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下跌4.6%、3.7%、9.3%），2021年则增长5.7%（日本、德国分别增长1.7%、2.6%），可见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强。从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来看，2020年6月至2022年10月，尽管美国经济遭遇新冠疫情危机以及俄乌地缘政治冲击，但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显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均维持在荣枯线以上水平。

　　过度放水激发高通胀

　　但是，上述数据仅为美国的宏观经济表现，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美国的经济结构较为特殊，主要以消费和金融服务为主，前期特朗普政府和现今拜登政府均实施多轮财政刺激政策，甚至直接派发现金，通过财政救助企业和居民家庭，催生了消费复苏反弹。同时，美联储的超大规模货币供应则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支持，刺激了资本市场的“繁荣”。然而，短期刺激政策虽然立竿见影，但后续的副作用和溢出效应将可能超出政策预期，高通胀即是重要的表现。

　　物价方面，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21年1月的1.4%，一直升至2022年6月的9.1%，10月仍维持7.7%高位。货币政策方面，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连续4次大幅加息0.7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3.75至4厘，为1980年代以来加息节奏最快、幅度最大、频次最高的加息周期。随着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实际利率上行，居民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借贷成本也在走高。受此影响，预计年内美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指数可能双双降至荣枯线以下。

　　从经济增速来看，美国2022年首三季的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正增长，由于经济复苏主要依靠前期大规模刺激政策，供给层面并未完全改善，未来产出缺口可能扩大，预计高通胀压力将趋于缓解，但可能不会很快回落。此外，地缘政治、产业链供应链、能源等结构性因素仍可能对通胀走势带来不确定性。IMF预测，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下降至1.6%、1%。综合分析来看，美国经济未来2至3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出现较高通胀和低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滞胀”局面。

　　无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是2020年全球新冠危机，美国经济在陷入短期衰退后很快修复，也是较快走出衰退阴影的发达经济体之一。但是，从21世纪头20年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处于一个发展趋缓、全球比重下降的态势，凸显了美国经济衰退的趋势在增强，而且美国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缺陷和累积的风险不应被忽视，其中包括持续攀升的债务规模以及超大规模的宽松货币供应，未来将面临的中长期风险挑战可能超出美国所能承受之重。

　　中长期面临三大矛盾挑战

　　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层面的矛盾：

　　一是保护主义政策与自由贸易的矛盾。回顾历史可知，美国正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全球资源配置等有利条件促成了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但是，近年来，美国却开始走上全球化的对立面，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经贸的主基调，出口管制、经贸制裁等各类保护主义政策层出不穷，不仅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而且抬高了贸易成本。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经济将无法独善其身。过去美国经济所依赖的低成本资源能源和工业及消费品，未来将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此外，近几年出现的区域贸易和能源贸易“去美国化”趋势，例如备受瞩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均没有美国的主导参与，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困境。

　　二是金融过度发展与产业回流的矛盾。美国的经济结构较为特殊，主要以金融服务和消费作为发展动力。以2021年美国经济数据来看，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82.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而金融和制造业对实际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为1%和0.7%，金融业与房地产行业的GDP占比超过20%。虽然美国极力倡导产业回流、制造业回归，但过度金融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美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三是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双重矛盾。研究美国经济绕不开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1971年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美元却并未丧失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凭借这一独特优势维持数十年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时至今日美元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并未得到解决，美国反而以此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财政赤字货币化和巨额贸易赤字得以维系。数据显示，2021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2.77万亿美元，贸易赤字近8600亿美元，且债务规模突破了3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30%。同时，美国的广义货币增量大幅增加，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71.6%上升至2020年111.5%。经验证明，债务驱动型经济模式将很难持续，长此以往将很难保证不会引发剧烈的债务危机。

　　展望未来，美国经济将很难再受益于过去由新兴经济体提供的大量廉价能源、工业制造和消费品，也不大可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一方面，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正在不断削弱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基础，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在下降，且逐渐丧失国际公信力。此外，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可能难以可持续，严重依赖债务驱动和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的美国经济将加速“金融化”和“泡沫化”。同时，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以及歧视性产业政策将反噬美国的传统竞争优势，引发更强烈的“去美国化”潮流。尽管短期内美国依靠政策调节仍有一定的回旋空间，“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但短期衰退的概率却在增加。长期来看，未来美国陷入长期衰落的趋势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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