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回升，国际收支仍将保持顺差，人民币跨境结算持续推进，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支撑作用。

　　5月以来，海外避险情绪推升美汇指数反弹，在中国经济修复较弱、居民购汇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压力。此外，美国银行业风险蔓延，也导致了市场风险偏好大幅收紧。人币汇率会产生持续性的贬值吗？年内后续走势如何？

　　在美国联储局货币紧缩放缓的背景下，当前美汇指数走势的交易逻辑由“加息进程放缓”逐渐转为“货币政策转向”。根据5月已公布的联储议息会议纪录，美国短期内不会轻易选择减息，故美汇指数并未因加息进程接近尾声而继续下行，反而出现阶段性震荡。根据植信投资研究院构建的“开放型泰勒──基本面”人民币汇率模型显示，人民币汇率升贬值与美汇指数走势呈显著负相关，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美汇指数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系数约为0.51，美汇指数走势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明显。

　　今年以来，市场主体的购汇意愿显著上升，结汇和购汇的需求分化拉大。付汇购汇率与收汇结汇率之差由去年12月的4.4%，扩张至今年3月的11.7%。今年1月至4月，付汇购汇率分别录得59%、59.5%、59.4%、63.2%，远高于去年月均54%的水平，尤其4月的购汇率63.2%为2021年以来最高。在疫情管控放开情况下，用于商务、旅行、留学等的购汇需求大幅提升，与此相一致的体现是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扩张。第一季度，服务贸易收支逆差为470亿美元，为2020年以来最大季度逆差规模，3月逆差录得174亿美元，创下近三年的新高。在服务贸易为主导的购汇需求推动之下，居民企业对外汇需求的增长更快，相对而言人民币需求偏弱。

　　去年12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疫情管控限制取消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但4月份经济数据表现普遍弱于市场预期，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报49.2回落至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年仅增长0.1%超预期放缓，均显示内需动能不足。工业、投资、消费等经济数据也低于市场预期，呈现出消费需求不振和工业需求不足的境况。中国经济强势复苏的预判尚未得到经济金融数据的进一步验证，从而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支撑力不足。

　　美滙走强只属短暂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美联储紧缩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美汇指数的上行动能有限。第二季度后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回升，国际收支仍将保持顺差，人民币跨境结算持续推进，都将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支撑作用，货币当局适时引入汇率管理工具将有助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展望全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中间价预计在6.6至7.2的区间内双向波动。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引发的避险情绪，对美汇指数的支撑是短暂的。历史经验显示，债务上限一般在最后一个月对市场的影响最为显著，表现为1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美汇指数走强，主因是债务上限僵局打压市场风险偏好。但避险情绪的影响效果偏短期，当债务上限危机解除之后，市场的风险偏好会逐步修复，美元走势和美债价格往往会出现反转。

　　美联储加息周期已近尾声。近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银行业压力可能意味着毋须继续加息至此前预期高位来抑制通胀”，似乎暗示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开始转向。但欧央行距离暂停加息仍有距离，欧元区通胀压力的缓解远慢于美国，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在5月的利率决议会议中强调“欧洲央行不会暂停加息”。欧元在美汇指数中的占比权重约57%为最高，欧元与美元走势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因而“欧强美弱”的货币政策分化将会为美汇指数带来下行压力。

　　国际收支顺差仍对人民币汇率有一定支撑。虽然1至4月的购汇需求走高，但国际收支仍然顺差。4月，即远期结售汇差额是237.4亿美元，为近一年的最高值，其中经常账户顺差168亿美元，规模高于去年月均105亿美元的水平，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逆差为65亿美元，规模较为有限。虽然中美利差倒挂扩张至100个基点左右，4月外资机构减持人民币债券417亿元，但因为北向资金保持为淨流入状态，证券投资项整体的资本流出压力尚在可控范围内，这表明人民币资产在海外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仍有一定的吸引力。国际收支顺差表明当前市场外汇供大于求，人民币汇率仍具备基本稳定的条件。

　　中国经济稳健　增人币吸引力

　　高通胀造成的美元币值削弱，将在美联储加息结束后显现，相对走强的购买力将支撑人民币汇率。按照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2021至2022年美国通胀高企削弱了美元的购买力和内在价值，而中国通胀水平则相对温和，人民币应该对美元有相应幅度的升值。但在美联储强力紧缩的背景下，上述影响币值的重要因素被淡化。当前，美国核心通胀为5.5%，而中国核心通胀则保持在0.7%左右。当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基本结束后，人民币兑美元相对较高的内在价值就会体现出来，有助于人民币兑美元走强。

　　人民币国际化将增加国际市场人民币需求。4月，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所占的份额为48%，创下历史最高，同期美元所占份额降至47%。在美国财政悬崖、经济下行、政策不确定的影响下，世界部分地区开启“去美元化”步伐，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空间。3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沙特国家银行首次人民币贷款合作落地；巴西已与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中间货币，改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下一步，凭借经济基本面良好、国家信用坚实、币值稳定及外汇储备充足等优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速发展。

　　面对汇率的短期波动，中国货币当局及时进行了预期管理。中国外汇和资本流动审慎管理机制日渐成熟，外汇管理工具的适时引入将利于压降单边的升贬值预期。在调节人民币过度升贬值的问题上，货币当局具备较充裕的管理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启动汇率中间价逆周期因子、调整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发行离岸央票、调节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

　　企业做好对冲　应对双向波动

　　面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态势，市场主体及投资者应从理念认知、专业知识、工具储备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汇率波动风险。

　　一是牢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汇率的短期波动难以预测，应避免人民币汇率非升即贬的单边思维，坚持以“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对于涉及外币业务的企业而言，应把汇率波动纳入日常的财务决策中，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产生的负面冲击。

　　二是有效运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已形成涵盖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的衍生品产品体系。2022年企业利用远期和期权等外汇衍生品的套保比率为24%，相较2021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与发达经济体70%至80%的比例相比仍然很低，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工具运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企业应通过金融机构的帮助，在掌握各类衍生工具特征的基础上，根据风险识别能力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选择合适的衍生品工具

　　三是及时了解外汇风险政策动向。市场主体应及时关注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相关政策规定，了解并掌握外汇市场相关业务办理便利化服务的范围和规则，充分利用外汇业务便利化的政策支持，以达到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四是积极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范围。对于具有涉外业务的企业而言，应拓展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业务范围，将跨境人民币结算优势及政策传递至外商，提升与外商谈判时推广人民币结算的主动性。

　　（连平为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常冉为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