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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人口红利退潮?

2021-11-28 04:23:45大公报 作者:李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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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记疫情爆发之初,由于居家办公时间的增多,外界对于“生育小高峰”的预期升温,如今看来只是一厢情愿。近期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看来是不可避免。

  学界通常用生产者/消费者的比值来衡量人口红利水平。其中,生产者被定义为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消费者则是年龄在15岁以下、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这一比值的上升,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更高、抚养负担更低,经济发展自然更快。回顾1949年后,中国历经过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49至1955年、1962年至1973年、1982年至1991年。其中,1962年至1973年一代,成长时赶上改革开放,结婚后又遭遇计划生育,因此自90年代开始,社会劳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家庭抚养负担又在下降,人口红利集中兑现。

  但要认识到,这种人口红利本质上是跨代际的资源转移,将远期的养育成本(包括精力花费与财务支出)转移为即期的生产及消费。随着时间的推进,人口红利逐步退潮。虽然1985至1991年也曾重现出生高峰,但属于上一轮的“回声婴儿潮”,下降趋势无可挽回。自1992年开始,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开始持续走低。

  那么,放开生育限制是否有效呢?站在人类的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尽管有过几轮战后婴儿潮,但生育率整体还是一路下行的。这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源在生产环节中的重要性在持续降低,“机器代人”的压力逐步加重,家庭倾向“少生优生”,减少生育支出、增加教育花费,提升后代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此外,预期寿命的增加也显著影响个体在生育边际上的选择,晚婚晚育成为全球性趋势。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自然对楼市产生巨大影响。92年土地批租制落地扫清制度障碍,94年分税制改革激发政府卖地热情,再到98年房改引爆市场需求,两轮婴儿潮人口几乎同步涌入商品房时代。及至2001年中国入世成功,贸易顺差与结汇制度联手推高了信贷投放,楼市又成为了输入性通胀的“蓄水池”,楼价上涨一发不可收拾。2011年,中央出重手调控楼市,先后出台一系列限购限贷政策,这又与人口红利曲线暗合,彼时生产者/消费者达到峰值(2.8)。其后,这一比值开始下行,并逐步反映到市场层面,2019年中国家庭配置房地产比重首次出现下降。

  在房产税出台的背景下,未来中国楼市需求会出现区域性分化,供给总量也将回落,人达峰之后是房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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