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7月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到2019年2月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用了不到2年时间，而且后续支持政策不断。大湾区建设的高效率既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以及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国内经济结构，到了目前阶段亟需转型升级，以应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从国内来看，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现在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也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企业创新力不足，不少产业处在“微笑曲线”底端，面临各类“卡脖子”问题。第二，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持续降低。例如，1978-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5%，而2011-2020年降为5.1%。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首次提出“新常态”。第三，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压力日趋增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9%，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这样，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及其“世界工厂”发展模式，面临研发和市场两端的挤压，竞争压力陡增。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立足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条件下，粤港澳大湾区将承担起类似1980年5月深圳特区成立时的使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很难设想这样一个改革，掀起了我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历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事后观察，经济特区的建立，实际上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一项增量改革，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了人们的创业积极性，催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由此撬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奇迹。

　　经过40余年的发展，各项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确定的状态。但是，经济体系的利益固化和创新不足也开始显露。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40余年前十分相似，都亟需找到发力点，突破既定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框架约束。也就是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尝试，进一步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塑造新产业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从现实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确具备这种杠杆效应。第一，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将提供丰富的改革经验和稳定的发展环境;第二，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如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影响力位列四大湾区之首;第三，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压着同样的韵脚。”有理由相信，这片只有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内能够形成经济联动效应和制度改革示范效应，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牵引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对外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构筑金融和创新枢纽，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再现和超越深圳特区的奇迹。

　　(本文作者系添翼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北京语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