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年轻是《1921》演员团队的一个显著特点。图为《1921》剧照。

　　《1921》是黄建新继《建党伟业》后，时隔十年再度执导建党题材大片。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多年来在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同时，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探索和创新也从未停止。对此，黄建新直言，在这样的关键历史时刻，要实现自我超越，有压力是必然的。立足在“新”字又让一切豁然开朗。

　　讲好共产党人的故事

　　提到黄建新执导的《建党伟业》，香港观众应该不陌生。这部云集了周润发、刘德华等知名香港演员的主旋律大片，在2011年建党90周年时也曾在香港公映。

　　黄建新坦言，这次重新创作颇有压力。《建党伟业》采用了宏大叙事方法，一部影片描写了1911年武昌起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年间的事情。无数重要历史时间、重大转折点、重要人物都有提及，加上有数十位知名影视明星参演，在当年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今，十年过去了，历史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达方式，才能符合当今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审美。因此，团队又回归到浩瀚的史料重新出发。影片开拍前，主创团队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召集的专家召开多次剧本论证专题会议，结合最新党史研究成果，披阅四载，反复打磨，力求让这段观众耳熟能详的史实在银幕上绽放新意。

　　尽管挑战大，但回顾此次创作，黄建新坚定地表示，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一直是他们不变的艺术追求。“这一批人物，他们的理想信念、文化追求，对我们有长久的激励作用。”他说，这次查阅历史，还有一点让大家震惊，就是晚清政府共签署了多少不平等条约，“有1700多个，把中国什么都卖了。”也就是，中国到了不变不行的危难时刻。

　　“这样一批优秀的人，当时只有50多个，他们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力量，最后用28年把这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改变了！”他们需要怎样的勇气，怎样的毅力？“这也是（我们）下定决心把这部电影拍好的源动力。”

　　影片尚未公映，黄建新还是向记者作了不少“剧透”。《1921》，是一个年份，亦是一个象征。整部影片以“横截面”的电影视角，以上海为核心，重点讲述1921年发生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至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结束。

　　新史料启发新视角

　　影片的主线以陈独秀1920年南下上海开始。正是他的南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才有了后来“一大”召开。而区别于以往建党影片常以南湖红船结尾，《1921》则将视线重新拉回上海，聚焦中共“二大”。这次会议诞生了首部党章。党史上将“一大”和“二大”定位为“共同完成建党任务”。由此，即便不熟悉中国共产党的人，看完这部影片，也有望对“建党”的全过程有更全面认识。

　　黄建新介绍，幸运的是，自《建党伟业》以来的十年间，党史研究更加深入详实，又有很多新的资料被发掘，这都为影片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比如，越来越多海外资料的公布，让《1921》打开了国际背景。除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组织，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支持外，影片还大胆启用了一些此前鲜为人知的史料作为创作基础。

　　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份在日本警视厅档案馆找到的资料。黄建新说，那是一份电报纪录，上面记录着“1921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要在上海开一次会”，这说明当年开会的情况日本方面也有所掌握。实际上，当时的日本确实害怕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影响他们的满蒙政策。因此，这段资料成为支持电影情节的重要元素，观众会看到电影里代表们在“一大”前后化险为夷的过程。

　　“小事不拘”增可看性

　　对于主旋律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黄建新坚持的原则。“不虚”即历史必须真实不能虚构。“不拘”则是故事可以有合理想像，增加趣味性和可看性。黄建新告诉记者，这一原则在《1921》中也有充分体现。

　　比如，增加了很多“一大”代表们的生活化场景。包括李达与妻子王会悟的互动，外地的年轻代表们在休会期间专门到大世界照“哈哈镜”。黄建新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两位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走出”了会议室。黄建新说，这两人的很多资料是近几年才被发现的。马林是荷兰人，曾因为参与共产主义运动而在奥地利被捕。尼克尔斯基则有俄罗斯的秘密工作背景。他们来到上海开会，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势力的关注，其中还有当时正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华人探长的黄金荣。因此，影片中加入黄金荣，他为了升职，对于共产主义分子自然紧盯不捨。也引入了马林被特务盯上后逃跑的追车戏，以及尼克尔斯基抵沪后的反侦察戏，增加了谍战剧的紧张刺激。

　　还有一个比较幽默的场景则发生在“一大”代表李达和毛泽东之间。当时李达经常给毛泽东邮寄《共产党》杂志，但一直没有收到钱。“一大”召开前夕，李达就向来到上海开会的毛泽东讨账，而当看到毛泽东拿出的账单，显示湖南当地革命经费确实紧张，李达毫不犹豫地把账单撕了。谈到建党，两人还兴奋地说“我们的公司要开始营业了……”毛泽东是“分销商”云云。黄建新笑言，这样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历史上毛泽东给李达的一封信。因为某些原因，李达曾经退党。到了快要建国的时候，毛泽东曾写信给他，信中就有“我们公司办得很成功，生意很兴隆，欢迎你回来，我们一起继续营业”的词句。所以编剧才敢这样倒推，由此也与当代人的语境更贴近了。

　　知多啲 | 影片《1921》部分史料简介

图：《1921》监制、导演黄建新接受专访。\大公报记者张帆摄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共一大共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6次在上海。7月30日晚，因法租界暗探袭扰，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紧急撤离。后接受了李达之妻王会悟的提议，将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并完成了全部议程。“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决定设立中央局，选举产生中央局成员，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共二大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正式召开。“二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史上多个第一，包括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党史上将这次大会定位为“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党的创建任务”。

　　南陈北李

　　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分别指的是长居上海的陈独秀和在北京工作的李大钊。尽管他们都未参加“一大”，但是公认的党的创始人。而电影《1921》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扮演者陈坤和李晨，出生地和姓氏也与“南陈”、“北李”正好对应。

　　创新之作 | 符合历史的艺术创造

图：导演黄建新(右)在《1921》拍摄现场。

　　在交流中，黄建新还透露了不少团队创新的得意之作。尽管是虚构，但也得到了历史专家的充分肯定，譬如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一九二一年的“首次见面”。黄建新说，史料明确记载了毛泽东曾在一九二○年来到上海，有过一段时间在洗衣厂“打工”，并搭电车运送衣服。因此，电影里有很多场毛泽东搭电车的戏，有时候还扛着一大包衣服。但是包太大，他挤不进车厢，只能半个身子露在外面。

　　到了描写毛泽东一九二一年来上海开会时，再度安排他搭上了电车。这一次，他对面坐了一个人，先于毛泽东下车，走进了马路边的股票行。这时，观众会看到荧幕上打出了字幕“蒋介石”。

　　“这个时候两人不认识，但是历史上记载，那一年，那段时间，那条路就是蒋介石来来回回上班的路，所以这样的‘初会’是可能发生的。”黄建新还透露，影片的最后还有蒙太奇镜头，点到了“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戴着白手套，一挥手，无数共产党人头颅落地……这也是符合历史的艺术创造。

　　启示青年 | 影片散发更多青春气息

　　《1921》尚未公映，已经广受认可。影片在试映时，曾有评论家赞扬“如教科书般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完整历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先睹的年轻观众，坐在场内也并没有觉得看不懂。

　　相对于以往的建党题材影片，《1921》呈现出了更多青春的气息。主创团队年轻化，演员年轻化，片中的人物也更年轻化。黄建新表示，以“一大”十三名代表为核心，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革命前辈，在一九二一年正是如初日般朝气蓬勃的年龄。因此，年轻的《1921》不仅希望能够让年轻观众喜爱，也能够引发大家更多对理想信念的思考。

　　“一大”召开时，代表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最小的才十九岁。“这个年龄我们在干嘛?他们在干嘛?”黄建新说，查阅历史不难发现，很多革命家之前的生活都不差，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选择艰苦，且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等于已经把命都堵上了。“一大代表后来有六个人牺牲了。毛泽东为了革命牺牲了多少亲人?李大钊面对绞刑架仍然坚守信仰，大义凛然……”希望这些“年轻人”展现出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匹夫有责”的热忱，也能感染到荧幕下的新一代。

　　同时，在当下的年轻人，还应该学习先辈们的执着和坚守──他们前赴后继，直至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最终的胜利。讲述这批“年轻人”的故事，希望也能对时下那些“做一个规划坚持不下去，想不做就不做了。遇到困难怨天尤人”的人，有所启示。

　　“他们也是热爱生活，渴望美好的。”而他们将生活和生命的美好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去努力了。”看似很简单，其实很震撼。

　　两地合作 | 高度评价香港影人

图：黄轩(左)、倪妮合作出演年轻的革命夫妻李达和王会悟。

　　近年来，香港电影人对于内地电影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比如寰亚电影，在《1921》之前，也曾投资多部内地主旋律电影。而黄建新也是《墨攻》、《投名状》、《十月围城》等多部知名港片的制作人或监制，他主持的多部主旋律影片，也为很多香港影人提供了全新的舞台。

　　谈起与香港电影人的合作，黄建新说在他看来“香港人”、“内地人”的区分不存在，“就是你住在香港我住在北京而已”。多年来，香港电影人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有很多仍然值得内地影人学习。令他印象深刻的，包括刘德华先后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里的演出。“演得挺好，我还让他自己配音。”黄建新回忆，刘德华最初用普通话演出没有信心，但后来跟着普通话老师认真学习，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黄建新说，随着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不排除继续参与香港电影的制作，包括主旋律影片。有媒体曾问他“两地合作是不是越来越难了。”他说，“这都是他们猜测性地问问题。”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近来受关注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三位导演里两位来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