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10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在第七轮贸易磋商中探讨了汇率问题，包括不将汇率用於竞争性目的等，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并指，央行已基本退出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中国绝不会将汇率用於竞争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出口，或作为贸易摩擦工具。易纲强调，汇率稳定不代表“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有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中国始终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

 

易纲在主题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记者会上透露，中美第七轮贸易磋商中，双方就汇率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如何尊重对方货币政策自主权，坚持“市场决定汇率制度”的原则，不搞竞争性贬值，以及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易纲说：“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易纲坦言，过去三四年面对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千方百计保持人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其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这种努力全球都看得非常清楚，包括美国财政部一年发布2次的“汇率评估报告”。他重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决定了市场因素在整个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占比越来越大。

 

去年人民币兑美元最强时录6.28，最弱时报6.97。易纲介绍，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波动率为4.2%，远低於欧元、英镑约7%和8%的波动率，表明人民币汇率仍相对稳定。他说，汇率稳定不代表“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有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样才能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中国始终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银行也已基本退出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市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有好处”。易纲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符合中国在G20和所有其他重要国际场合上的承诺。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在同一场合表示，去年中国整体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结构方面也出现特征性变化，中国经常帐户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9.9%，降低至去年的0.4%左右。经常帐户更趋平衡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结果，是经济结构优化客观反映，预计中国经常帐户将继续保持在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国际收支结构也将继续保持基本平衡状态。

 

易纲表示，去年4月明确的11项金融业对外开放重大措施，大部分已经落地，对外开放时间表将依据改革开放需要来决定，按习近平主席“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央行将坚定不移落实开放时间表，让中国股市、债市，及其他金融市场逐步向全世界开放。潘功胜补充说，金融开放背景下，央行、外汇局将不断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中的作用。

 

展望未来，易纲相信中国开放总体形势将使人民币汇率朝“市场决定的改革方向”迈进。易纲说：“人民币会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变成非常有吸引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

 

 

 

 

连日来，正在全国人大进行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成为各界热议焦点。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10日表示，外商投资法草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决心和信心，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主的、自为的、自觉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是满足国家发展所需、世界发展所需。

 

周汉民说，2013年9月份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发布了中国首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对清单以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今年提请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虽然只有六章四十一条，但充分体现了全世界对外资相关立法“鼓励”与“保护”的原则，中国与世界的通行做法一致。

 

“好的营商环境应该包括稳定清明的政治环境、活跃有序的经济环境、兼容大气的文化环境、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健全完善的法治环境。外商投资法将为改善营商环境奠定最坚实的法律基础。”周汉民认为，这是一部与时俱进的法律，与1979年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呼应，是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道路的延续。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指出，尽管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少了“保持中性”，但稳健货币政策内涵并没有变，今年稳健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

 

易纲说，政策在总量上的松紧适度，即要将M2（广义货币）和社融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增速保持一致，同时结构上要更优化，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对小微企、民企的支持。他并指，考虑货币政策时要以国内经济形势为主，同时兼顾国际和中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去年以来，央行5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合计降幅3.5个百分点。”易纲强调，中国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属中等水平，对比发达国家1%、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发达国家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仍较高。

 

易纲直言，当前市况下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调降空间，“但这个空间比前几年已经小多了，我们在考虑该问题时，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和防范风险问题”。他透露，将来存款准备金率将逐步向三档较清晰框架来完成目标，其中，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农信社、农商行为最低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