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进入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历史攻关期，如何加快形成国内高端产业链布局，尽快掌握“卡脖子”核心技术，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他认为，疫后将进入“有限全球化”阶段，从客观上倒逼“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这也是新的战略机遇期危中寻机的题中之义。

郑永年认为，尽管中国是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什么都能生产，而且生产量很大，但长期以来产业链偏低端，附加值低，不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因此地缘政治一旦发生变动，就会受制于人。他提醒，从现在开始，要加快形成国内高端产业链布局，尽快掌握核心技术，摆脱对外部产业链环节的技术依赖，真正拿出更多整装的“中国制造”产品。

外部压力比内部压力更有效

郑永年认为，一个产品99%国产化，但1%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你还是不行，“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多年，原创性的东西有多少?我们的飞机发动机是别人的，航天领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别人的，这些东西中国是会做的，但是没有压力就做不出来。所以，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有效”。

他指出，这次新冠疫情将深刻影响地缘政治。全球化不会停止，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渐近尾声，进入“有限全球化”阶段，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新布局。目前有的国家已经开始把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或者分散风险，尽量把产业链放在不同国家。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无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