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从事“一国两制”研究工作是陈佐洱毕生事业。/受访者供图

　　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一九九四年三月，时年五十一岁的陈佐洱紧握接力棒，满怀信心準备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后谈判。他从北京出发，奔赴重要的历史前哨│香港，与英方进行政权交接前针锋相对的鬥争。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前夕，陈佐洱在北京接受大公报专访表示：“从中国近现代史看，从港澳百年沧桑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和港澳顺利回归。没有谁能比中国共产党更明白‘一国两制’的初心，更能全面準确地贯彻执行‘一国两制’，确保它行稳致远。”/大公报记者 孙志

　　对於“一国两制”和香港，古稀之年的陈佐洱有着多重身份，既是香港回归的见证者、亲历者，亦是“一国两制”的实践者、研究者。早已褪去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为国出征的凌厉之势，出身书香之家的他更接近儒雅的学者气质。

　　有意思的是，陈佐洱目前也更愿意提及他的学术身份，北京大学国际关係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一国两制’不仅是国家的一条基本国策，也是一个在不断丰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从事“一国两制”研究工作，是他晚年成就的不二之路。

　　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忆及中英谈判的艰辛历程，陈佐洱感慨万千：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横加“制裁”。英国新执政当局趁火打劫，在香港接连打出不与中国合作连带“制裁”的三张烂牌：居英权计劃、“人权法案”和新机场建设计劃。

　　陈佐洱说，“就在那个时候，那位在英国以不讲诚信、狡猾、自私出了名却手眼通天的政客彭定康走马上任来香港了。”时隔二十余年，陈佐洱仍用一连串鲜明字眼形容这位末代港督。彭定康曾断言北京政权不到一九九七年就会像欧洲的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动员港英政务官们和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企图捞回十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能得到的东西。

　　“彭定康到香港才三个月，就抛出一个改变行政主导、完全不与中国香港基本法相衔接的所谓政制改革方案，假‘扩大民主’、‘守护香港未来’之名，高调高速度地培育一批反华乱港的本地政治力量；同时低调取消了一个又一个维护政治安全、社会治安的法律法规，为未来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埋地雷’。”

　　陈佐洱说，中方各有关部门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抵制、破解了英国的烂牌。针对老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倒行逆施，邓小平同志多次发表讲话，他说：“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

　　树欲静而风不止。时至今日西方敌对势力打“香港牌”阻扰中国发展的妄想之心丝毫没变。陈佐洱认为“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不可能平坦，他曾用“苦难辉煌的新长征”形容。

　　理直气壮讲中共在港执政地位

　　陈佐洱说，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的重要讲话和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要求港澳工作始终準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係。“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时，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

　　陈佐洱强调，港澳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要严格依照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我以为在港澳依法办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地位。把多年来强加在爱国爱港先进分子头上的那些‘原罪’统统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