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5年9月20日晚，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大公报》于1938年由武汉汉口迁至重庆，同年12月1日发刊，日出对开纸一张。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公报》日销最多曾达到97000余份，创造了彼时重庆报业发行纪录。直至1952年8月15日停刊，《大公报》在渝近14年，与重庆一起度过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岁月。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9月20日晚，《大公报》作为东道主，在李子坝的报馆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毛泽东现场还为报馆职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重庆母城渝中区李子坝片区因轻轨穿楼被游客追捧，抗战时期，众多达官显贵在此修建公馆、别墅。诸如史迪威旧居、圆庐、美军飞虎队办公楼等。从李子坝正街迈上十几级长满青苔的台阶，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板门，在一片老黄葛树掩映下的建筑就是大公报报社重庆旧址。建筑面朝嘉陵江，背靠佛图关后山，宁静而厚重。旧址上矗立着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两栋中西结合砖木结构建筑经修复，呈小青瓦屋面，青砖外墙，两楼由外廊连接。
社论名篇 诞生于此
顺着建筑楼梯拾级而上，脚下的木楼板发出吱吱声响。推开顶楼一扇木窗，窗外远处的轻轨飞驰而过，与镌刻着时代记忆的旧楼古今交融。尽管仅存斑驳老楼，但当年影响无远弗届，《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我们在割稻子》、《看重庆，念中原》等中国新闻史上甚具影响的社论都是经此发出。站在楼内凝思，仿佛能看见日寇狂轰滥炸中，大公报人以笔作刀枪，以文章当子弹，以报纸为战场，奋勇无畏与日寇战斗艰苦而辉煌的岁月。
《大公报》为抗战的呼吁和呐喊从未停止过，亦是重庆抗战历史的重要载体。已故百岁老人张炳富在《大公报》任职期间逢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是大轰炸的幸存者和见证人。“轰炸严重时期，编辑部与印刷厂都搬到防空洞继续作业，大家在对开平板印刷机的轰鸣声中写稿、编辑、校对、印刷。在日军对重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中，从未停止出报。”10年前老人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防空洞内 坚持出版
1940年，日军倾其航空力量，对重庆进行连续半年的狂轰滥炸，大公报李子坝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2车间被破坏，但在半山腰防空洞里的印刷机始终没有停转。1941年夏天，《大公报》报社再次遭到轰炸，经理部大楼中弹，编辑部大楼经猛烈震动，屋顶裂开，员工们在暴雨中露宿两夜。“空袭中，只要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报纸即可保证无间断。在日寇对重庆的轰炸中，《大公报》同仁从未畏惧，每天照常工作。敌机来临，及时躲避；敌机飞走，照常工作，我们不因轰炸而退缩、害怕，决心与日寇战斗到底。”当年张炳富斩钉截铁地说。
报馆设宴 毛泽东题字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毛泽东在渝会见了很多民主人士，重庆《大公报》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9月20日晚，《大公报》作为东道主，在李子坝报馆内的“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晚宴上，毛泽东说，希望《大公报》能够成为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并为大公报全体员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这是他对这份报纸的期望，也是对国家未来的期望。
当年轶事
图：大公报战地记者方大曾于1936年拍摄的抗战现场图片。
重庆
解放碑下埋《大公报》
重庆解放碑于1947年10月10日竣工落成，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建。1947年10月11日，重庆《大公报》以《万人争看纪功碑：群鸽飞出鞭炮声中剪彩，永垂不朽象征重庆建设》为题作了报道。重庆《大公报》刊文《历时十月，费款两亿，胜利纪功碑今行落成礼》记载，“还有一条‘纪念钢管’，今天要将本市的报纸、照片和有关文物装进去，于今天下午埋在碑内”，以期“使后来的时代找出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化。”
在挖掘地基时，刻意留下深坑，将战争中缴获的部分侵华日军的武器弹药、钢盔、军靴、指挥刀、军旗等战利品埋于其中;碑身壁上，藏有纪念钢管，管内放有纪功碑设计图样，并放有代表此时期文化产物、包括《大公报》等报章，邮票、照片等。
胡政之女婿 营救大公报记者
《大公报》在渝14年，大公报人亦在山城经历了一段段艰苦卓绝的往事。现年88岁的胡政之外孙王瑾表示，1949年，在重庆还未解放之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将秘密抓捕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徐盈，《大公报》外勤记者彭子冈、丁涪海等。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张群得此消息。“张群通过手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时任重庆金城银行经理，我的父亲王恩东。”
“王恩东立马把该情报告诉了重庆《大公报》副经理段继达，段继达即刻通知名单上的记者赶紧躲藏，不能回家。为了不引起特务机关的注意，王恩东以重庆金城银行的名义购买了飞往香港的机票。”王瑾透露。
王瑾回忆，“我的叔叔王恩源亲口告诉我，‘当时哥哥王恩东告知，今晚有客人要到家里来，好好接待。’徐盈、彭子冈当晚来到王家，王恩源把卧室让给了彭子冈夫妇住，他自己在沙发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王恩源驾车把徐盈、彭子冈送到重庆市内的珊瑚坝机场，王恩东已早早在机场等候，将两张机票交给子冈夫妇，他们乘坐早上的第一班飞机，飞往香港。”
办报资金埋树底 躲避查封
“王恩东与张群关系交好，源于张群是王恩东的父亲、我的祖父王章祜的学生。王章祜在成都办教育，张群父亲出身贫寒，是小学看门人，张群没有钱唸书。王章祜让张群唸书，接受启蒙教育，没有收其学费。”王瑾透露，王恩东于1930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职金城银行南京分行经理，与政府打交道较多。
段继达次子与王瑾同岁，他后来告诉王瑾，“段继达发现当时位于李子坝的大公报报馆门外出现很多生面孔，判断是特务伪装，让丁涪海躲进段家。段家在《大公报》报馆附近，独门独院，隐秘的后门可通往大坪。后来，丁涪海从段家后门上山逃走了。”“段继达是胡政之的表弟，是重庆《大公报》分管财务的副经理。当年国民政府要查封重庆《大公报》，王恩东得到张群消息后，告知段继达。”
王瑾说，临解放时，重庆时局混乱，加之担心国民党抢夺财产，段继达就把当时大公报存有的现金银元埋在了段家院内大树底下。解放后，段继达与《大公报》财务科长林朝华一起，把一箱银元取出来，应付报馆职工开支。
无惧敌机轰炸 桂林岩洞办报
图：《大公报》桂林版当年的办公岩洞，如今已变成了一家企业的仓库。\大公报记者苏征兵摄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七星公园后山不远处，在吊萝山临近普陀路位置，一块立于2003年的“桂林《大公报》旧址”石碑，记载着81年前《大公报》在桂林山洞办报的历史。
《大公报》桂林版于1941年3月15日创刊，至1944年9月12日因战乱停刊。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伟林认为，《大公报》在桂林办报期间，桂林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文化名人和多个文化机构，举办了大量文化活动，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有着“抗战文化城”之称。
在广西师范大学“抗战文化城”博物馆有一段关于《大公报》的记载：1941年3月15日，桂林版《大公报》在桂林星子岩岩洞创刊，后仅仅一个月，1941年4月，时任总编辑胡政之就收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马丁信函：“将本学院今年颁赠外国报纸之荣誉奖章一枚赠与贵报。”
几年前，桂林市人防办公室曾经进行大规模的山洞利用整治，《大公报》桂林当年的旧址，已被租赁给当地一家企业作为仓库。
北京老报馆 尘封的记忆
在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73号，有一排颇有些年头的楼宇，它现在的名字是“北京邮局大楼”，往来于此的，是一辆辆邮递车和忙碌的邮差。然而在66年前，这里曾经是《大公报》在北京的办公大楼，当时，在这里往来忙碌的，是中国最优秀的一群报人，从这里发出的，是一篇篇对国内外时局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
1956年北京大公报社新楼落成(即今北京西城区永安路北京邮局大楼)，天津《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报馆变成了邮局，周边也开满了买卖兴隆的各式店舖。
如今，北京西城的邮局大楼早已在历史变迁中更换了容颜。但有关大公报老报人的才情与风骨，也永久地留在了有关北京城的历史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