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希圣是中国宪法界“泰斗”极学者，并全程参与了港澳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大公网讯 7月5日至9日，第三届“台港澳法治前沿”暑期研修班分别在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举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在参加活动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并讲述了当初《基本法》起草工作中的种种“难”事。

今年已86岁高龄的廉希圣是中国宪法界“泰斗”极学者，并全程参与了港澳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廉希圣回忆说，1985年起，开始研究香港回归的问题，但那时大家都不了解香港，有些认识都是偏见，例如有人认为香港遍地是黄金，也有人认为香港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反过来呢，香港对内地也不了解，一些上年纪的人认为共产党就是杀人放火的匪徒。“我们刚去香港时，香港人说是‘表叔’来了。我们不懂什么意思，回去一问才知道‘表叔’就是‘土包子’的意思。”

谈起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廉希圣说：“一个字——难，真是难。因为基本法是第一部，没有可参考的法律。宪法（起草）我参加过，各国宪法的翻译文本都摆在那里，可以参考。香港基本法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参考。”

后来成立了59人的起草委员会。“内地36人，香港的23人中，方方面面的都有，像李嘉诚，船王（包玉刚），都是委员，也有和尚、道士，天主教教徒等。香港委员很担心，一旦表决，香港（票数）永远超不过内地。但是后来的实际做法解除了他们的担心。”

廉希圣说，当时开始起草的方法是，每个人写一份方案，尝试。但结果没有一个方案是“合格”的，只当“练兵”了。后来，由秘书处拟定出条文，然后每个条文都是充分听取各方委员意见后协商确定，并不是一条条表决通过。

第一个“难”是交流难。廉希圣说：“第一次开会，香港人一口广东话，我们内地人听不懂。后来找个人翻译，但意见交流仍然很难。”

第二个“难”体现在价值取向方面。“全国人大立法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就不能通过，这一条搬到香港行不行？香港是多元化社会，既要考虑草根阶层，也要考虑资本家。”廉希圣说。

廉希圣回忆说，第三个难点，是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大受欢迎，于是香港人说了，《联合声明》里的内容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加。但《联合声明》是个政治性文件，不是法律，这也是一个难处。

“第四个难处，基本法写得细一点还是粗一点。邓小平说，香港基本法‘宜粗不宜细’。于是我们就按照宪法的方法起草。香港委员看了草案，觉得太原则性了，写得太粗了，怕解释起来会歪曲。于是我们又写得细一点。香港委员又说了，你写这么细将来香港发展变化了怎么办？粗了不行，细了也不行。于是，最后的《基本法》有粗有细。”

廉希圣总结说：“不管有多难，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通过了基本法。不仅中央满意，香港满意，英国也满意。”

廉希圣：“高度自治”系相对比较而言

论及“港人治港”，廉希圣说：“香港《基本法》是一个授权法，香港的权力是中央授予的，没有‘剩余权力’问题。什么人可以治港？不是搞占中的那些人，不是搞港独的那些人，爱国爱港是港人治港的基本要求。一国两制也不是‘一国两治’。”

若要为“高度自治”下一个定义，廉希圣说，香港的高度自治是相对而言的，突出体现在它的立法权。内地的许多法律在香港不生效，《基本法》附件三列出了内地在香港适用的法律，没有几个，都是些象征国家、不涉及香港人具体利益的法律。

此外，廉希圣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高度。比如，内地的民族自治区就不能独自立法，没有自己的刑法、诉讼法，只有自治条例。再比如，内地发行人民币，香港可以发行港币，甚至还可以实行边境管制。

“另外，香港具有独立于中央的审判权，包括终审权。英国人管治香港100多年都没有把终审权交给香港。单从这点看，香港自治权很高。”廉希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