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一件真人真事……

　　一九九五年，距离九七回归还有两个年头，我当时还在黎智英麾下的《壹週刊》工作，职位是副总编辑。有一天，黎老闆把我召到房间，凝重地说：“九七后我不知道会是什麼世界，但我肯定的是共产党不会放过我们，你也要为将来打算一下，你有没有外国护照？”

　　“没有。”

　　“那我帮你办吧，英美加澳纽新加坡，你选一个地方，我帮你和你的家人搞投资移民，钱我会帮你付，总之尽快拿个护照傍身。”

　　“我从没想过移民。”

　　“那你现在要想了。”

　　“我不认为九七后会有事。”

　　“那是因为你不认识共产党。”

　　黎老闆给我一天时间考虑，基本上我没有特别细想，翌日就回他说：“谢谢老闆美意，我真心觉得没必要，你给我的高薪和福利已包含所有工作风险，真心，你没有欠我，我也不想欠你。”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当年拒绝他的，只得我一个。

　　说起这往事，是因为看到今日反对派的恐惧，跟当年九七前一模一样。那年黎智英用了很长时间游说我不要相信九七、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要天真不要傻，他在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那边有一条街，整条街的酒店都是他的，还有美国、英国都有生意和物业，狡兔要有三窟，他不只，他有N窟。

　　当时仍年轻的我，不明白他怕什麼，但我完全感受到他对共产党那种恐惧。其实，九七前，好多香港人也像黎智英那样，很怕，很怕。

　　九七来了，一切不变，甚至比九七前更宽鬆更无王管，原本好惊好惊的人，开始放鬆，开始放肆，这种放肆一发不可收拾，演变成今日烂状。

　　回头细想，如果当日在他们好惊好惊的时候，中央果真大刀阔斧来一记杀鸡儆猴，在香港下重手落重藥，也许，今日香港可能会是另一面貌。

　　所以，今次《港区国安法》将是另一次改变香港的好时机，看到反对派在惊慄、在脚软，中央千万不要手软，香港人绝不害怕国安法，怕的只是心亏理亏的人。要立，就狠狠地立，严苛地立，不必留手，不要留情。九七回归后国家就是对香港太有情，结果把这个爱儿纵成逆子，严师才能出高徒，棒下才会出孝子，来吧，还是那句，正常香港人一点都不怕国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