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港大法律学院现任院长傅华伶，2016年与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在新加坡一同参与所谓法律研讨会。

　　审计署早于2016年10月已批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的研究评审离地，没考虑大学研究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等能否带来裨益，亦欠缺高等院校与社会之间的知识转移。教资会当时承诺会把“研究影响”纳入大学研究评审工作。但《大公报》发现，教资会属下研资局讲一套做一套，事后仍向“港独”分子方志恒批出586万元研究经费，前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等人也是受益者，两人还获研资局表彰。研资局被指成为反中乱港学者的“提款机”，那些所谓研究，为后来的社会动乱提供了伪学术理论和洗脑动员。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长期沦为西方“殖民地”，其评审标准不能再盲跟“鬼佬那一套”，必须建立自己的评审标准及论文发表渠道。

　　多年来获研资局批出研究经费的反华学者众多，而这些钱都是来自纳税人的公帑。

　　例如曾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不点名批评“希望夜晚能够瞓得着觉”的前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他的所谓研究项目“一国两制下的违宪审查与司法独立：融合还是分歧”，于2019/20年获研资局批出研究资助508,949元。陈文敏及方志恒更获选研资局2019/2020年度“人文学及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表彰二人“拥有优良研究成果纪录”，得奖者获提供延长补假及资助。学术界对这些做法很不满，指该杰出学者奖一般由资深教授获得，但年资很浅的方志恒竟获此杰出学者殊荣，“真是见了鬼!”

　　大学想获经费 须迎合西方价值观

　　港大法律学院现任院长傅华伶则是研资局资助名单上的另一名人。傅华伶与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有不少往来。2016年两人一同参与在新加坡举行的所谓法律研讨会。《大公报》于2017年曾经披露Thomas Kellogg的来头，此人为美国政府服务，提供影响亚洲(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意见。

　　2016年，傅华伶获得研资局1,058,488元的拨款，用于“转型社会中的警察权力：比较视角下的中国”项目，声称研究共产党与警权关系，通过法律机制及司法审查来规范和限制警察权力。这类西方经常用来抹黑攻击中国的题目，原来是出自香港特区的政府资助。傅华伶另一个反中的所谓学术研究“7月9日(709)打压人权律师：独裁国家的法律倡导”，亦于2018年获研资局批出研究经费。

　　傅华伶“坐正”港大法律学院院长后，聘用了反华分子Ryan Thoreson，此人是煽动“港独”的“人权观察”所谓研究员，早前港大法律学院为他申请来港工作签证被拒。其实，Ryan Thoreson此前已经开始为香港学生上网课，教授所谓人权法。

　　教资会在2021年5月发出的“2020年研究评审工作”中声称，教资会按照国际准则评审2013年10月至2019年9月完成的研究成果，加入“研究影响”和“研究环境”两项与社会有关及对社会有效益的新评审标准，又指评审小组有361名成员，当中252名(约七成)为非本地学者。但是，方志恒为“港独”造势、傅华伶的反华项目以及陈文敏对“一国两制”的歪曲等等，都能通过评审获得研究资金，这与教资会所说的落实“研究影响”和“研究环境”的社会效益标准背道而驰。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这与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长期沦为西方“殖民地”有关。刘表示，有关学科的香港教授大部分是留学美国后来港，已接受西方那一套价值观，因而在选择研究题目时，以及负责审批的本地及海外学者，会被西方政治价值观所左右。所以，反华题目更易获得垂青，“大学想升级得到研究经费，一定要迎合西方学者及西方价值观”。

　　反中题材研究更易有渠道发表

　　另外，教资会管理及支付核准拨款予八大资助大学的三年期经常性补助金达632亿元，当中的评审标准包括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出版物、专利等占八成评分比重;其余两成评分以“研究经费及声誉项目”，包括研究奖项及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等，评分愈高，甚至达到国际领先级(international leading)的学者，所隶属的大学愈能争取更多经常性补助金。

　　“大学的教授获得研资局批出的研究基金愈多，愈是能帮助该大学获得教资会更高比例的经常性补助金，两者是挂鈎的，所以每间大学都催谷教授做研究论文，以便增加大学拨款。”一名前研资局教授说。

　　刘兆佳补充说，大学为了争取更多教资会的拨款，校方以教授的研究论文刊出数量及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次数，来衡量教授的级数及作为升职指标。教授为了得到发表论文的机会或研究经费，研究的题目会更倾向迎合西方学术界的喜好。

　　刘兆佳指出，随着近年西方对中国愈来愈敌视，学者用西方价值观严厉批判中国、抹黑中国制度或反共的论文题材，每每容易获得渠道发表。然而，这股基于利益计算的反华论文歪风，令人文学科祸延下一代。“呢类教授学者有机会触犯国安法，论文宣扬的意识或会煽动学生反中、反共、反政府”。

　　刘兆佳：评审标准不能盲跟西方

　　刘兆佳认为，香港学术界的评审标准不能再盲跟“鬼佬那一套”了，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评审标准及发表渠道，“大学教授的论文是否一定要获国际期刊刊登，才能认可学术地位?”刘兆佳强调绝非干预学术自由，“每个学者有他的价值取向，但要有严谨的科学研究支持，不可以成为外国的政治宣传工具”。

　　刘兆佳说，教资会有需要重新检视对香港及国家的认知，从中国文化、历史及香港的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一套学术标准及相关课程，同时要建立发表论文的渠道，该渠道获得大学的认可，高等教育界的学术研究才能多元化发展，否则香港学术界将继续沦为西方“殖民地”。

　　研资局放任研究项目“烂尾”拖数

　　审计署于2016年就研资局对学术研究项目的资助展开审查，发现存在多项监管问题，包括五年内有87个八大院校研究项目“烂尾”，涉款逾5000万元，惟该局至2016年年中，仅收回大学退还的三成、约1570万元款项，意味仍有逾3000万元下落不明。

　　审计报告提及自2011/12学年至2015/16学年，共有87个研究项目被中止，涉及5030万元，其中自2013/14学年起“烂尾”项目逐年上升，2014/15学年有19个，涉及930万元资助;2015年更有28个，是该五年当中最多的一年，涉及1580万元资助。不过，截至2016年年中，研资局只收到大学退款1570万元，仍欠约3000多万元未见院校归还。

　　2016年被拖欠逾3000万元

　　审计署亦发现，有66个研究项目(76%)是因首席研究员离职而无法继续。在这66个项目中，有23个(35%)的首席研究员在项目开始后不足一年便离职。按既定机制，大学确定首席研究员离职，应尽快通知研资局和即时冻结项目账户，并在项目中止日起六个月内退还未用拨款，及提交账目报表和报告，惟审计署审查其中十个中止项目，发现七个项目未有提交中止报告，更有大学在首席研究员离职后四个月才通知研资局。

　　教资会秘书处回应指，在咨询研资局后，将就小组成员进行进度报告、完成报告及中止报告的评核工作订定目标完成日期，加强措施要求相关人士清理积压的工作，确保有关报告可如期递交。

　　辖下“研究影响基金委员会”　美国学者逾半

　　《大公报》发现研资局辖下有一个“研究影响基金委员会”，该会声称旨在鼓励学者探索对广大社群有裨益的研究课题，其实却是一个由外国人控制的平台。

　　在“研究影响基金委员会”2020-2021年的53个委员名单中，没有一个是本地学者，当中美国学者委员有26人，占委员会成员的一半，另只有两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的内地学者，其他委员则来自英国、澳洲、德国及加拿大等地。

　　一名前研资局评审教授指出，名单显示出来的，不是国际化，而是殖民地化。他说，英文是国际认可的书写论文语言，但富中国特色的研究项目，大都以中文书写。奇怪的是，“研究影响基金委员会”及研资局辖下多个评审小组委员会，成员都以海外学者为主，中文书写的研究项目申请研究基金时，在评审中会十分吃亏，“我认为所有获委任的评审委员，即使是海外学者，都需要通晓双语(中文及英文)，申请研究基金的项目才能获得公平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