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战争是以伊对抗的重大升级，也突破了美国未对伊朗本土采取攻击行动的红线，更是俄乌冲突以来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国家间战争，其冲击将是巨大的。

　　首先，以、美战争行径是对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巨大破坏。以色列挑起战争，美国中途加入，严重侵犯伊朗领土和主权，严重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精神。以色列动武理由是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但截至6月13日，伊核谈判仍在进行，解决伊核问题的外交手段并未穷尽，以色列悍然动武，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其长期后果可能是加剧国际核不扩散风险。以色列将伊朗的高级将领与核科学家视同“恐怖分子”，大搞“定点清除”，甚至威胁伊朗最高领袖人身安全，这在道德上有污点、于法理上说不通，示范效应极其恶劣。

　　其次，美国政策摇摆、干预无方，导致国际安全治理更加混乱无序。美国是对中东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也是全球范围内能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唯一国家。最近二十年，以色列多次威胁打击伊核设施，始终未付诸实施，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考虑到负面后果而不予放行。2024年4月和10月以伊两度导弹互袭，拜登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要求以色列控制报复力度，向伊朗传递明确降级信号，最终将互射导弹限制为“单回合交手”。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则脱离了此前历届政府的做法。他虽然重启伊核谈判，却没有坚决制止以色列动武，反而利用以色列军事威胁向伊朗施压，试图逼伊朗在谈判中让步。战事爆发后，特朗普政府没有迅速对双方尤其是以色列施加停火压力，甚至表示“让双方打一打”，并于6月22日出兵攻击了伊朗核设施。这一番操作固然与特朗普多变个性有关，但美国对以色列约束力下降，管控危机化解冲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亦是不争的事实。这恐怕是全球安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再次，以伊朗为代表的反美力量遭受重大挫折，牵动国际格局演变和大国竞争走势。中东反美力量自巴以冲突以来连遭打击，伊朗在12日战争中的表现则是这一系列败绩中的最大挫败。在可见的未来，中东反美力量将陷入低谷，很难恢复元气，反美反以的意志和能力双双下滑。中东是反美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伊朗与真主党、哈马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胡塞武装一度组成了极具韧性的军政网络，堪称全球反美力量标杆。这个打拼多年的反美网络不到两年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对全球反美力量都是冲击。伊朗是俄罗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俄罗斯是伊朗最大军事合作伙伴，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伊朗衰弱难免对俄罗斯、中国有战略上的冲击，隐隐约约撬动着美西方与反美阵营力量对比的天平。

　　最后，这场战争打破了中东传统的力量平衡，一个新的中东呼之欲出。多年来，中东地区缺乏主宰性的地区大国，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四大力量起起伏伏，相互制衡，维持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及其领衔的“抵抗阵线”势力走强，成为近二十年中东地缘政治的最突出特征。以伊战争后，伊朗明显弱化，以色列空前强势，中东原有的四大力量平衡难以维系。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面临新的抉择。如果两方加紧靠拢美以，中东地缘格局将进一步向美以主导的方向偏转；如果两方与伊朗保持合作，将可能形成阿拉伯、土耳其、伊朗联手制衡以色列的局面，这同样是全新的中东格局。

　　以伊战争也给中国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需要应对残酷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以伊之战是一个重要信号，说明世界仍不太平，美西方对反美力量的打压并未放松，高科技时代落后更要捱打。在这个时代，中国更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国也需要制定新的中东政策。中东格局剧变，中国理应调整与中东主要力量的关系。以强伊弱之际，中国似应有意识地提升与阿拉伯世界及土耳其的战略合作水平。中国还要处理好随时可能复发的伊朗危机。以伊矛盾、美伊矛盾没有彻底解决，伊朗危机可能反复出现，也许会爆发新的战事，也可能是伊朗国内出现重大变故。继续维护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伊朗以及中东安全稳定，无疑需要更主动的战略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