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会议提出：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前四个领域的打虎拍蝇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公众已不陌生；而在中纪委公报中专门突出强调加大开发区反腐，则尚属首次。

　　实际上，在近些年的反腐工作中，已有许多开发区官员被查处。譬如，兰州新区管委会原主任牛向东、贵州贵安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邓波、南京江北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皋古和、辽宁鞍山高新区党工委原书记贾清瑞、江西赣州保税区管委会原主任谭学忠、大连旅顺经开区党工委原书记单聚宁等，涉及各种类型的开发区。

　　而一些省部级老虎，在主政地方时都兼任开发区“一把手”，将开发区作为敛财的摇钱树。如落马的浙江省委原常委兼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曾先后担任宁波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舟山群岛新区管委会主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国务院到省、市，全国各地划设了特定范围，开辟各种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新区、保税区以及一些特定的产业园区，并赋予其在财税、信贷、用地、用水用电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和特殊管理手段，吸引企业入驻，拓展新型城区，将其打造为引领辐射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各类开发区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因其特殊性，开发区的土地资源丰富，徵地拆迁多、重大项目多、财政资金富集，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频繁，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规模庞大，资本运作和融资需求巨大。

　　另一方面，开发区的管理方式高度集中，不设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只设党工委、管委会作为派出机构，通常是党政机构合署，集行政审批权、执法权、监管权于一身，自主裁量权大，从而滋生权力寻租的空间。

　　因此，开发区腐败多是金融腐败、土地腐败、工程建设腐败交织，错综复杂。这不仅污染了政治生态，而且不少地方的金融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往往主要堆积在开发区。加强对开发区反腐，关乎廉政建设、经济发展、防控风险、保障民生等各方面。这正是中央将开发区列为反腐重点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