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拜登记者招待会终於与大家见面。与特朗普不同的是，记者会少了唇枪舌剑及火藥味，多了一些“温柔”与平淡。拜登除了聚焦抗疫、非法难民及参院立法程序改革之外，拜登花时间较长的莫过於回答中国问题了。

　　这场精心準备的记者会，拜登用时7分多鐘大谈中美关係。他明确表示，一不寻求与中国的对抗，但会直面更激烈的竞争，要求中国遵守公平规则、公平贸易，尊重人权。二是其任内绝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他声称，“中国的总体目标是要成为领先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但在我的任内，这不会发生。”他承诺将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以便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

　　拜登这段讲话至少透露出以下几个信息：第一，美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老大与老二之争。儘管中国多次表明，“中国无意取代美国，也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美方不以为然，认定中国就是要取代美国。儘管中国宪法中明确载明，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但白宫坚持将中国的战略目标修订为“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字之差显然不是拜登的口误，而是反映了美国当下新的“政治正确”，不渲染中国威胁在政治上过不了关。

　　第二，美方认定中美之争是意识形态与道路之争。拜登认为，在威权与民主的选择上，究竟谁能代表人类的未来？中国显然选择了前者，而美国则坚信后者。拜登承诺将於年底前召开民主国家峰会，构筑基於共同价值观之上的自愿者联盟，反击威权主义。

　　有了以上大背景，那麼对眼下热炒的新疆问题理解也就豁然开朗。自美国本世纪初开闢阿富汗战场以来，美国从没有放弃过“祸水东引”的战略构想。在反恐问题上一直在联合国大搞双重标準：一方面要求中方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另一方面当中国要求将一些东突组织列为恐怖主义名单时，美国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藉口，设法加以阻挠，同时也为“东突独”组织提供资金及活动场所。美利用新疆问题、挑起汉维民族矛盾则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随着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加剧，新疆问题的炒作也同步升温。

　　综观这些年来的世界乱象，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败是全方位的，这是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衡量一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有没有生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标準是看它能不能找到解决複杂社会问题的办法。特朗普显然看到了美国的问题，但这四年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找错了答案。

　　种种迹象表明，拜登在诸多难题面前，恐怕要重蹈特朗普的覆辙。例如被视为“政治炸弹”的非法难民问题，他与特朗普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在国际与国内反恐问题上，美国政府的双标正在遭遇逻辑难以自洽的困扰。在国会山事件发生后，拜登第一时间就给这起暴力事件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而面对新疆去极端化及反分裂等一系列举措，美国则给中国贴上了“种族灭绝”的标籤，製造出21世纪最大的政治谎言。

　　众所周知，恐怖主义问题一直困扰着发达国家，美、英、法、西班牙等国都深受其害。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伊斯兰人口迅速膨胀，由此带来了日益尖锐的族群矛盾，“孤狼行动”不时冒头。相比之下，中国在去极端化、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让西方的国家治理相形见绌。如果再联想到新冠疫情的应对，如此多的疑难杂症都被中国政府一一加以解决，这让西方制度情何以堪？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制度的存在正动摇着西方国家的制度之基。

　　寻找敌人是美国二百多年来不断前进的一大动力。中国不幸成为美国需要的角色。接下来它需要做的是要把中国——这个敌人彻底妖魔化，从而把自己推上道德制高点。一旦被美扣上“集中营”“种族灭绝”等大帽子，下一步就要将中国定义为“邪恶国家”。

　　中国有没有兴趣超越美国已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此四分五裂的美国需要找到团结美国内民众、两党及西方阵营的靶子。2009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时，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危机感陡增。2009年奥巴马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明确喊出“美国不能成为老二”，听众报以长时间掌声。特朗普上台之后在多次场合强调，“本来中国会很快超过美国的，但因为我当上总统，中国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了。”以此炫耀其遏华有功。

　　极具启示意义的是，奥巴马任期八年及特朗普这四年，中国的GDP与美国不仅没有拉大，反而缩至如今的75%，成为不折不扣的全能型竞争对手，这与当年的苏、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肯定的是，拜登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在阿拉斯加战略对话期间，美方也表示不寻求与中国衝突，组合在一起就是“不衝突、不对抗”，这是中方早就指明的中美关係新时代的相处之道。在阿拉斯加对话中，美还释放出继续保持对话的兴趣及坚持“一中政策”的积极信号，所以我们对拜登对华政策不妨再多给一点观察期，这与抛不抛弃幻想无关，而是现实主义者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