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早前就一些通识教科书内容及用词不準确问题，提出修正建议，结果遭到反对派上纲上线的攻击，还要“贼喊捉贼”地指教育局企图“篡改”历史，乘机推动“洗脑国民教育”。黄之锋等人日前更在《苹果日报》撰文，对国民教育肆意攻击抹黑，指什麼“国民教育跃升国安教育”。“香港众志”更扬言要狙击国民教育“独立成科”，“抵抗国安教育，仍是我们需要严峻面对的共同议程”云云。

　　课本欠準确亟待纠正

　　“众志”看来由於参选梦碎，愈来愈极端，对於国民教育的疯狂抹黑及攻击，一方面反映“众志”已是穷途末路，要靠炒作国教问题来“食老本”；另一方面也反映反对派企图抢攻意识形态阵地，要掌控教科书，让一些偏颇、不正确的内容继续在学界散播，“众志”正是外国势力抢攻意识形态阵地的烂头蟀。

　　对於只准“众志”“洗脑”，不许教局纠错这种荒谬现象，必须加以纠正。教育局应该理直气壮地修改错误，并且制定清晰的指引，绝不能因为反对派的政治恫吓，而双手让出教育阵地，让反对派继续荼毒香港下一代。

　　“众志”及反对派政客质疑教育局纠正一些教科书错误是别有用心，企图重推国民教育云云，这种说法完全罔顾事实。现时由於高中的通识科教科书毋须送审，编者质素又良莠不齐，加上一些编者可能对於历史事件及理念缺乏认识，只是採用坊间的一些说法，导致不少教科书出现大量错误。

　　日前有传媒揭发，今年发行的五套新版课本中，不但存在大量错漏，包括连中国宪法的修订日期也搞错，部分更有严重的政治偏颇内容，包括将嘘国歌、提倡“港独”等，形容为港人面对身份认同的“战鬥”，又把“六四”类比南海争议。

　　在香港事务上，这些教科书同样出现严重错误，例如在提到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时，竟指“法院可以根据宪法，裁定立法机构通过的法例与《基本法》的条文是否有牴触。”但事实是，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是《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力。中国宪法没有授权香港法院作“违宪审查”，内地的宪法监督权是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使的。其他有关香港宪制地位的错误陈述，更是屡见不鲜。

　　作为严谨的学校教科书，出现这些事实性、原则性错误是不可接受的，一方面反映编者由於缺乏指引，而课本又不必送审，因而大意疏漏，没有核实内容。另一方面却是反映一些编者本身带有偏激政治思想，企图通过编著教育书将其思想散播，否则怎可能出现将“港独”视作“战鬥”，并且正面描述荒谬的内容。这些教科书根本早有既定政治立场，内容偏颇偏激，与其说是中学教科书，不如说是反对派的文宣更加恰当。对於这些有问题的教科书，难道不应该加以纠正吗？

　　然而，“众志”之流就是大力反对，他们阻挠课本纠错工作，目的不过是配合其政治“洗脑”而已。为什麼通识教科书出现这麼多有问题的内容？正是由於反对派一直有部署地抢佔通识科教材，并通过教协等组织製作大量有政治倾向的教材给予教师及出版社，让这些偏颇内容一直在学界散播；当教育局要纠错时，反对派立即反应激烈，这种只准自己“洗脑”，不准教局纠错，正反映他们是别有用心。

　　更令人忧虑的是，“众志”参选之路虽然已经中断了，但很快又再肩负重任。近期正大力推动一个名为“香港前途研究计劃”，透过众筹支援一些香港及台湾的青年学人进行香港解密档案的民间研究。然而，这个研究计劃并非一般的历史研究，而是要通过有选择性的解密档案，有计劃地“重写”香港历史，抢夺香港历史的诠释权，将“崇英贬中”、“香港有权自决”等理念通过“学术包装”灌输给广大青年学生，长远达到“洗脑”目的，打一场意识形态之战。

　　极端势力欲篡改历史

　　再看这个计劃的负责人，这些所谓青年学人原来是“香港众志”常委敖卓轩、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自决”分子锺晓烽，以及“本土研究社”陈剑青等，还包括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大将；学术顾问则有“港独”教授戴耀廷、“反中反昏了脑”的练乙铮等人。单看这个阵容就知道所谓的“香港前途研究计劃”，根本是一个早有立场、结论，并且具有明显政治目的行动。“众志”的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见。

　　一个地方的历史教育，不但关係历史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和身份的承传，对於建立个人身份认知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香港近年出现的青年问题，一个根源正是历史教育出现问题，学生对於港英管治时期、对於回归前後的历史不认识，不知道港英政府的残暴管治，不知外国势力如何在回归前後搅局，更不了解香港的历史背景和地位。相反，反对派却锐意争夺香港历史的诠释权，肆意美化港英管治，更通过扭曲历史散播香港有权“自决”的论调。对此，教育局更必须扛起责任，为学生提供全面、客观、準确的教科书，不要让反对派的“洗脑教育”得逞。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