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UGL案整个发展过程，最初有人向廉政公署举报，指梁振英收取澳洲UGL公司400万英镑有违法之嫌，而廉署接到举报后，即以一般惯行程序进行调查。廉署前副廉政专员郭文纬以其在廉署工作长达二十多年的经验分析，UGL案调查工作依程序进行，署方会向每六周举行一次的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会议，呈交重大案件调查进度报告；当案件完成调查后，亦要提交详尽报告，不论起诉与否，都要审贪会作出最后审查才算完成调查。

　　反对派的指控失实

　　郭文纬也指出，审贪会现有13位独立委员，包括资深大律师等各界社会名流。他们手上审阅的终结报告也加上律政司的法律意见，若有疑点也会提出质询，由於委员的社会地位与名望，不会当“橡皮图章”。因此郭凭其经验和专业认知，直斥林卓廷与大律师公会指控律政司不寻求独立法律竟见属有违常规的说法，是无知、是误导市民，是他们一贯盲反政府的行为。

　　本文除了要提醒大家详阅郭文纬的专业看法外（详细内容参阅去年12月31日大公报的独家专访），也要大家认清律政司司长在政府架构扮演角色。只有了解这个角色，便可更清楚判断林卓廷与大律师公会的指控，不但於法不合，更对行政运作不明；他们把律政司司长贬低到有如“傀儡”，并无专业知识，非要寻求独立法律意见不可，否则便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试想想，即使律政司寻求独立法律意见，也有权力决定是否接纳，为什麼在UGL事件要闹到不寻求独立法律意见便是错，要令律政司司长再无立足余地呢？

　　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律政司司长的职权很特别。在英国政府架构中，原本由议会制度演变下来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都各有一定的职责。

　　行政权在内阁，不但其手上握有所有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同时也通过其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员席位的优势，主导了立法的工作，执政党通过他们在议会内的“党鞭”，在表决内阁通过的法案或重大政策时，确保同党议员投票支持内阁提案，因此便有行政主导立法的实际情况。

　　说到司法，英国1215年颁布《大宪章》后，王权受到法律限制，此例一开，过后的几百年，国会以民意代表的名义不断透过立法扩大其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权因为王权而受限制，之后国会的立法权相对王权不断扩大，司法权也都无法与其抗衡。加上国会制定的立法即使前后矛盾也都有效，法庭无法干预，只能自行斟酌採用前法或后法去判案。如果司法与行政出现法律争议时，哪怕是内阁首长自忖理亏，还可自行立法自行圆善其事。

　　英国的枢密院是最高上诉法院，但枢密院成员多不是法官出身，而是来自宗教界、贵族的上议员，首相更可以选拔政党领袖加入上议院，由此可见英国的司法权始终难逃行政主导，立法也然。这套机制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笔下竟误以为是“三权分立”，后来美国立国时採纳了孟氏的想法，在宪法内清楚将行政、立法、司法权分开，还加上互相制衡。

　　即使到了美国手上，由英国源起的行政主导立法与司法，始终未能改观，原因正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权在总统手上，而总统又有政治立场，他不是民主党人，便是共和党人，不能超越党派的总统便会依其政治立场去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最明显的案例出现在戈尔与小布什竞选总统时，因为佛罗里达州的开票出现争议，最终交由最高法院主审，负责案件的9名大法官中，有5人由共和党籍总统提名，结果5人裁定小布什胜诉。李光耀曾公言：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让司法或立法两权制约行政权。

　　律政司不受任何干预

　　也正是行政主导司法是出於一个国家政府一日不可没有行政，也不可让立法或司法把行政停摆，否则天下大乱。既然行政不可能不主导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长的职责便是在行政与立法权之间的“天地线”，他的职责是保持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像这样的一个官职，他的工作既有行政也有司法，行政主导司法主要由他的职责去体现。

　　用具体的案例来说明，哪怕是美国那麼强调司法独立的国家，当面对到安全高危的问题时，如恐怖主义的威胁，监狱的犯人处理，哪怕是用上极刑逼供，像关塔那摩的监狱便用上了极刑，一般情况来看，显然是侵害了嫌犯的人权，但美国司法部却视而不见，任由军方去处理那裏的嫌犯，从嫌犯身上取得了情报后，要不要起诉嫌犯，也由军方决定，美国行政当局面对到如此高危的恐怖主义，一般的律师根本没法掌握到恐怖主义的政治问题，要军方寻求律师的法律意见，简直是问道於盲，这便是政治主导司法惯常见到的常态。

　　也因为认识到英美政治机制，《基本法》也写明律政司司长主管刑事检控工作，不受任何干预，包括政治干预。何况诚如郭文纬所言，这个UGL案一目了然。一看便知道告不入，把问题扯到非要寻外头法律意见不可服众的说法。显然有人有意要藉政治化去为难政府，政客操弄政治常见，但愚蠢之徒像林卓廷那样操弄UGL案，损害的只会是他自己！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