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角度看来，二十一世纪的首二十年都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怪的时代。二十一世纪以“九一一”惨剧作为开端，自始以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武力衝突几乎未曾止息。今年十八岁的美国青年，自出生以来国家都处於战争状态。这种长时间的战争，在历史上亦是稀有的。

　　政治经济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衝突论》一文中指出，人类文化间的差异，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将会酿成后冷战时代的大型衝突。在经济全球化下，文化之间交流与日俱增，同时由此衍生出民族间的牴触情绪。双方互不理解，继至以纷争或争夺利益解决衝突；非但耗费心力，更难以互利合作。中国自2008年起不断向外地输出资金，参与世界各国不同项目；自“一带一路”理念提出及亚洲投资银行成立后，中国在东南亚、海湾地区、非洲的角色日益明显，如何避免欧美过去与当地文化酿成的文化衝突，将成为这些项目成功的基石。文化智商的重要性，将在未来十年持续增加。是以，我们有必要明瞭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多元文化造成的全新挑战。

　　文明衝突的日常生活化

　　二十一世纪的文明衝突并非只在国家之间发生，而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延伸至日常生活。即便长年处於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日本，近年也因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而出现劳动力不足。政府急必需要新的劳动力，措施包括鼓励女性加入劳动市场和生育。但二者其实难以并存，急切之际，从东南亚输入外劳乃成了较为可靠的出路。日本《出入境管埋法修正案》於去年十二月通过，计劃在五年内引入约三十五万外籍劳工。此举在国内如读者所能预料般引起强烈争议：日本民族意识强烈，文化体系亦自成一家，外来人口难以轻言融入。一般民众对於外劳的抗拒情绪高涨，多次遊行反对其政策。日本社会潜在着不同文化架构，根深蒂固。外国人难以理解或融入其中。本地僱主普遍因外劳工作文化与日本不同而多有批评，故不时有外国工人亦多对日本工作环境怨怼甚多。早年就有越南留学生在日本实习时，表示无法适应其企业工时之长，及工时外饮酒应酬等文化。日本每年流失五十万人口，亦难以简单接纳外来劳工，其经济所受损害或明或暗都难以估算。

　　从外地引入资金又何尝不会造成外国投资者及本地居民的纠纷？在“一带一路”计劃中举足轻重的非洲各国，中国投资者投资已逾千亿美元，亦为当地居民带来大量现代化的工作机会。但从非洲劳方的角度而言，东亚高效率的工作文化与环境，却不是所有本地居民可以适应。另一方面，伴随中国资金而来的中国精英在非洲的生活也需要与当地生活圈子协调。自2008年以来，外赴非洲各地的中国工人早逾百万，中国在非洲的“可见度”自是日益增多。在资讯流通难以全面的情况下，当地亦有一些居民因资讯不足而“妖魔化”中国在非工作人口。

　　在中国企业早年进军非洲时，就曾因为文化差异，且未掌握在外调处纠纷之方式，酿成不幸事故。举例说，伊斯兰教国家的各类信条，并非外来工作人口可以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简单习得，但当地人却会视外来移民的无知为对其习俗的肆意不尊重。这样的事故在七十年代日本资金进入东南亚时时有发生。

　　那麼，如何可做到互相包容？自古以来，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因差异而起干戈，亦是常事。此乃人性追求美善的扭曲表达，不足为奇。即使同一信仰，亦可以相杀如仇。欧洲的基督宗教不同宗派之间就在1618至1648年间，以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争战。八百万死伤过后，欧洲新教和旧教的代表终於签订《西伐利亚和约》，结束三十年战争，尊重各国主权，将宗教与政治事务分离。这是西方古典文化包容概念的起源。

　　古典与现代的多元与包容

　　但对今天来说，这一套传统调解文化之间衝突的原则业已逐渐过时。在二十世纪末以来，洲际的人口流动较过去更为普遍，而资金的流动更是在冷战完结后以几何级数上升。传统来说与异文化接触的机会多局限於社会的政、商精英，但现在“多元”已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成为事实，难以逆转。“包容”及与全球文化相关的知识自然也要成为公民的基本技能。回到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尴尬处境：过去中国就海外投资与当地文化矛盾的解决办法，多局限於对中国员工的训练与教育。但事实上，需要更多文化知识的并不止於外出工作的华人。假使中国自视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文化的主要贡献者，中国有必要更清楚地将自身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向世界各国介绍。相对於培训大学水平精英的孔子学院，鼓励及资助“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教育中向下一代介绍中华文化、资助当地青年到中国留学，可能是更实在的解决方针。

　　笔者在沙特阿拉伯研究工作期间，一位同事就因少年时获得中国提供的奖学金而在河南郑州大学学习数年。他在大学年代遊览中国大江南北，南至深圳、东莞，北及黑龙江。回国后，在沙特阿拉伯推广中医藥与针灸等中国文化，希望能引进中医进入海湾地区。这种故事在不少来华留学生身上可以找到，较於官方推动的活动更灵活地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令外国人愈益亲厚中国文化。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异文化之间相互包容，乃可建於这一些真实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