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两个多月香港因为修订《逃犯条例》，先是引发了大规模的市民上街遊行反对，政府从善如流，暂缓这项工作，而且特首随后多次，在不同场合解释得非常直白，这项修例工作已经终止，不会再进行。但反对派和一些激进人士，在外部势力的配合下，借助大多数市民反对修例的情绪，不断挑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对立，将抗议性质向非法暴力方向转变，甚至衝击“一国两制”的底线，令他们的暴行带上了“颜色革命”的特征。而且暴力的形式越演越烈，已经有了恐怖主义的苗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回顾邓小平先生在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谈话》，以及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两篇文献，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下面，我就自己重温邓先生两篇讲话，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时间关係，重点谈三点。

　　要点1：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得益於“一国两制”

　　第一个要点，“一国两制”是国家对香港和澳门实行的惠港、利澳的国家政策的大倾斜。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同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成功顺利完成港澳回归，完成两岸统一，这是“一国两制”的初心。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后无来者不敢说，但绝对是前无古人的。正如邓先生在接见基本法草委时讲话时指出的：“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邓先生又说，正是因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

　　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具有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看，甚至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的权力。香港特区享有极为广泛的行政管理权，涵盖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社会服务、社会治安、出入境管理等领域。此外，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特区还享有一定的对外事务权。这其中财经方面的权力尤其重要，包括特区有自己的独立关税制度，特区税收不用上缴中央，有自己的独立的货币制度，港币可自由兑换，香港特区的土地虽然属於国家所有，但由特区政府管理，所有收益都用於特区自身。

　　香港特区还享有极为广泛的立法权，可以依照基本法制定民事、刑事、商事和诉讼程序等方各面适用於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除与基本法相违背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无效外，予以保留。特区成立后，设立终审法院行使终审权，除了这点改变，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予以保留。

　　这些範围极为广泛的高度自治权，尤其是法治和独立的财经制度，为香港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使香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这些全部都是“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

　　不仅如此，内地在供应香港食品、自来水、各类生活用品方面都是优先满足香港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铁、港珠澳大桥都是方便香港市民，帮助香港融入国家大的交通网络，便利港人出行，港人可以凭回乡证自由来往内地，没有入境内地的居住期限，而且国家还在不断方便港人在内地工作学习和生活。香港若没有祖国作后盾，连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给自足，更遑论成为成功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一个亚洲的都会城市，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由国际大都市。

　　回归后很多香港人自己没有意识到国家对香港已经由早前的“长期利用”改为“长期重用”，在经济、贸易、金融、两地交往等多个範畴给香港提供优惠政策，盼望港人人心回归，成为命运共同体。而港人另一个没有意识到的，是香港早就不是英美眼中那个能下金蛋的鹅了，外国对香港的态度也变了。香港人的西化生活方式和港人对英美不存戒心，对内地不存共识，在培养对国家的了解和感情上，不积极或不敢积极，结果是被外国势力渗入。早已潜伏的危机是美国把香港变成牵制中国发展的棋子，英国扮演美国的盟友和前香港统治者的角色指点香港政府的施政，加上香港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下来的民主抗共分子出卖香港利益。再有，回归后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因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的民怨，藉逃犯条例修例的争议，酝酿起在政治上狂澜巨浪，令香港整个社会陷入动荡。

　　要点2：中央不能什麼都不管

　　第二要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并非中央什麼都不管，香港发生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属於中央管理的事务，中央都可出手解决，也必须出手解决，这是中央的权力，也是中央的责任。

　　邓先生1987年在接见草委时指出，“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麼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现在果然在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有干扰破坏的力量，中央是也会本着维护香港利益去行使它的权力的。

　　中央依照《宪法》《基本法》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这不是中央政策“紧”或“鬆”的问题，这些权力是白纸黑字写在法律上的，中央当使则使，过去五次释法，解决了香港社会上对《基本法》的很大纷争，如果持客观的态度，都会认为中央这样做是为香港好，为香港解决问题，继续发展指明方向。

　　中央的权力也是确保“一国两制”的底线不被逾越。邓先生在1984年接见观礼团时就讲过：“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1987年他在接见草委时再次强调：“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麼办？那就非干预不行。”这些警示箴言应该长期在我们耳边响起，让我们时刻保持警惕。

　　要点3：驻军的作用

　　第三个要点：驻军有什麼作用？现在的情况是否要出动驻军？邓先生在1984年接见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就明确说了，驻军除了体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驻军就是震慑那些想要搞乱香港的势力，驻军也可以帮助解决动乱问题，迅速平息、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

　　现在坊间有种说法：出动驻军意味“一国两制”完结？这是错误的看法。《基本法》第十四条写的清清楚楚，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这是在“一国两制”安排之下的。第十八条也提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跟着中央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当然第十八条的规定不止是出动驻军这样单一的做法，而是应对更大危机和动荡的全面性手段。但无论哪一条，都说明驻军不是摆在军营裏的稻草人，是全面準确贯彻“一国两制”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发生动荡了，中央当然可以干预，发生动荡就是偏离“一国两制”，干预就是要拨乱反正，让“一国两制”回归正轨。中央行使权力能够由乱变治，就应该干预。但不是说，一有苗头出现，就要出动驻军。这次两个多月的不少衝击、暴力行为，已经不断刷新香港暴力抗争的底限，我们看到驻军仍然还未动。邓先生在接见草委时提过：“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这裏的大的动乱就是指香港特区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警队也控制不住了，必须出动驻军。就像邓先生跟着讲的那样“总得干预嘛！”这裏我要讲清楚，香港警察的工作是依法律尽力的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香港市民应该明白，警察维持不了香港的治安，对香港没有好处，大家应该採取一个合作的态度，减低损伤，减低对立，让香港早日回复公共秩序与安宁，这是对香港最有利的事。

　　要点4：未来怎麼办

　　邓先生在1987年接见草委时讲话，一开始并没有谈及太多基本法起草问题，反而用了很大篇幅讲内地的发展目标，当时是1987年，邓先生提到到了上世纪末，人均GDP要达到800至1000美元，实现整体的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到本世纪的中期，达到人均4000美元，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当然事后来看，其实我们发展的步子快多了，很多指标早就超过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邓先生为什麼在那样一个场合谈国家的发展规劃？很简单，邓先生跟着就给出了答案：“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麼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邓先生这裏提到的“政策”，主要是当时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只有政局稳定、政策稳定，就能“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大家看一看，这是不是非常契合我们香港的现状！

　　从经济延伸到政治，也是同样的道理，邓先生在讲到基本法要为香港未来设计制度时，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

　　香港究竟需要什麼样的制度，需要结合香港社会实际情况，兼顾各阶层利益，需要真正落实有效的政策，解决深层次矛盾。邓先生在1984年就和大家分析过，要辩证看待“变”与“不变”：“如果有人说什麼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想香港需要变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大前提下，检视我们的坚尼系数，贫富悬殊之大，破解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让不同阶层的人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利益。为此，香港的未来需要在快速平息暴乱、稳定局面的基础上，大家开动脑筋，找到适合香港发展的路向，逐步解决过往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这才是标本兼治之策。

　　结语

　　邓先生在这两篇讲话中，谈到了变与不变、政局稳定、政策稳定、如何确保“一国两制”的落实、“港人治港”、中央干预、驻军等问题，从字裏行间的谆谆教诲中，我们不禁感受到这位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今天重温邓先生这两篇讲话，相信会令我们更加擦亮眼睛、认清情势，增强信心、提升士气，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执政，支持警队严正执法，恢复香港社会秩序和稳定，积极消除深层次社会矛盾造成的社会问题，走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路，确保“一国两制”的全面準确落实。

　　（本文为8月24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略有删节，原题为“重温邓小平两篇谈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