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致函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享对於香港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在信中，骆主任勉励港人应以“信心”、“爱心”及“齐心”抗疫。同时他亦指特区政府为防控疫情取得的成效实属不易批评，但少数人为政治私利，製造各种对立，甚至操弄“罢工救港”，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新冠病毒’？”骆主任强调，那些趁机播散不满、人为製造区隔、刻意破坏两地感情的人，终归不得人心。

　　无视疫情政争凌驾理智

　　香港应对疫情之难，不单在於新型冠状病毒，更在於“政治病毒”。持续超过八个月的“修例风波”儘管因为疫情而暂时平静，但却未有完全消退，而风波带来的后遗症更在不断分化社会，令不少市民染上“政治热脑”，人性和理性被侵蚀，社会对立、政治化仍然严重。在这样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令一些人肆意将抗疫工作政治化，罔顾香港及广大市民的安危，在本应团结抗疫的时候，仍然搞政治罢工、搞“抗争”，甚至火烧诊所。这些极端行为，正反映不少人已经染上“政治新冠病毒”，这种病毒较“新冠病毒”毒性更大，更加侵蚀香港社会肌理，骆惠宁主任的警示值得各界警惕。

　　香港社会的“政治新冠病毒”有以下四个病征：

　　一是将“抗疫”政治化、暴乱化。“佔中三人”之一、乱港派“过气导师”戴耀廷日前就发表题为“抗命、抗疫、抗争”的文章，将“修例风波”与抗疫混为一谈，指“抗疫无可避免成为‘抗争’的一部分”。戴耀廷已经说得很露骨，承认乱港派就是将疫情作为政治工具，延续暴乱。

　　在香港应该团结一致抗疫之时，乱港派却利用疫情大做文章、挑动政争，将抗疫“政治化”。同时，暴徒藉抗疫之名再度发动骚乱，在地区上堵路纵火，用汽油弹袭击诊所。乱港派利用当前人心虚怯，不断挑动对立，将抗疫“暴乱化”，置防疫工作於不顾，置港人安危於不理，完全被政见凌驾了理智。

　　二是失去了良知和人性。抗疫面前只有生命，政见分歧不值一提。但在“政治新冠病毒”之下，乱港派却失去了良知，对於警员受感染，一众暴徒弹冠相庆，乱港派政客纷纷落井下石。这些将政见凌驾生命的言论，已经逾越了人性底线。

　　三是一味盲反，罔顾社会安危。“政治新冠病毒”令人失去常性，在政治面前，就是一些令市民获益的政策及法案，他们都要照旧反对。例如特区政府为应对疫情，援助企业与市民，推出300亿元的“抗疫防疫基金”拨款。对於政府出招纾困，任何从政人士没有理由反对，但在立法会，儘管有关拨款获得59票赞成通过，但陈志全、朱凯廸、郑松泰3名乱港派议员竟投下反对票。

　　用市民性命作政治筹码

　　再如乱港派议员一边要求政府尽快接回滞留湖北的港人，一边又反对在地区设立检疫、隔离中心，这样返港市民又在哪裏隔离？去陈志全、朱凯廸、郑松泰家吗？乱港派“为反而反”不是今日始，但现在却变本加厉，变成“一味盲反”，罔顾市民福祉、香港安危。“政治新冠病毒”已经令他们失去了理智。

　　四是专业失德，罢工害人。在疫情侵袭期间，香港社会却出现了“疫症蔓延忙罢工，失业上升搞工运”的怪现象。本应站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在香港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搞政治罢工、做逃兵，虽然参与者只佔少数，但已令公立医院百上加斤，甚至有病人疑因医护罢工而无辜丧命。

　　而本应为打工仔争取权益、保住饭碗的工会，却在经济不景、企业经营困难之时，不断搞罢工，企图利用罢工瘫痪社会向政府施压。及后由於香港经济急速恶化，僱员随时饭碗不保，罢工乏人响应而草草收场，但此举却暴露了这些工会及搞手政治病毒上脑。医护可以因为政见而罢工害人，工会可以因为政见而瘫痪交通，公务员可以因为政见而搞工业行动，与政府打对台。这些行为不啻是趁火打劫，利用香港危急时候，以广大市民福祉作为政治筹码。请问这些人还有何专业操守可言？医护不救人，工会不帮打工仔，公务员不配合政府，这些人如果不是感染了“政治新冠病毒”，又如何解释他们的所为？

　　由“修例风波”所引发，随着疫情而不断蔓延的“政治新冠病毒”，正不断侵蚀香港社会肌理，不断分化、撕裂社会，破坏香港优良传统，与“新冠肺炎”相比，这个“政治新冠病毒”对社会危害更大，更需要防範和遏止。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