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爆发至今已有十个多月，虽在过去两个月，黑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有所收敛，但是随着确诊个案逐步下降，黑暴似乎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近日更有消息传出，他们打算趁着五月一日的劳动节假期，再次出来搞事。

　　某程度而言，香港的间歇性暴乱至今尚未平息，跟法院的审判效率及审判结果，有着莫大关係。毕竟，一个社会秩序能否维持，主要视乎不法分子会否遭到法律制裁，以及刑罚是否具阻吓性。假如不法分子作案过后，迟迟不获惩处，又或者处以轻判，便会使到有意犯罪的人觉得，违法须付的代价极低，减低他们以身试法的顾虑，从而产生犯罪学当中的“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 effect）。

　　近日宣判的立法会前议员区诺轩袭警案，便是法官疑似有意轻判的典型案例。被告区诺轩於去年7月7日遊行过后，在旺角以俗称“大声公”的扬声器向警司高振邦叫喊，令对方听力受损，又称呼另一警员为“毅进仔”及用咪高峰敲对方盾牌，因而被判两项袭警罪罪成。最终，裁判官梁嘉琪只判处区诺轩接受140小时社会服务令。

　　可是，根据2002年的梁俊威案，被告同样是在警员耳边使用“大声公”叫喊，因而被判阻差办公及袭警罪成，两罪各判囚二个月及三个月，即入狱五个月。换言之，法院若是根据过往的案例，区诺轩至少应该被判入狱三个月。

　　“案情背景”竟成减刑因素

　　那么，为何裁判官今次不根据过往案例判刑呢？根据媒体报道，梁官判刑时引述报告指，感化官形容区态度合作，有悔意并愿意承担后果，感化官对他有信心，建议判处中等程度的服务令时数。梁官考虑到两项控罪源於同一事件，以及被告初犯、案情背景，最终判处140小时社会服务令。

　　令人费解的是，区诺轩在受审期间，明明是否认控罪，并且一再重申，自己没有直接接触事主，不能视作袭击。感化报告又是凭什麼认为，被告有悔意及愿意承担后果？此外，裁判官若是认为感化报告并不可信，其实可以不接纳感化报告的意见。问题是：梁官认同感化报告，其理据又是什麼？

　　除此之外，被告区诺轩已年满21岁，法院大可以直接判监，根本没必要在判刑之前，索取感化官的报告。判决难免令人怀疑，梁官其实从一开始已有意以社会服务令替代监禁。问题是：为何梁官一开始便不打算将对方判监？她有考虑判决的阻吓性吗？

　　至於所谓“案情背景”，竟然能够作为减刑因素，更是莫名其妙，甚至让人怀疑此一判决，查实受到裁判官的个人政见影响。若非有人认同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又怎会觉得被告在当时的“案情背景”下犯案，属於可以轻判的减刑理由呢？

　　由此可见，不论是根据过往案例、感化报告声称区诺轩“有悔意”，抑或是裁判官的减刑理由，判处140小时社会服务令，均是极不合理，有故意“放生”之嫌。律政司应该提出刑期上诉，要求法院改判监禁，才能产生阻吓作用，从而减低黑暴再次作恶的社会风险。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