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香港的新冠疫情渐见缓和，曾经沉寂的黑衣暴徒，近日又以反对《国歌法》及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为由，再次活跃起来。不讳言的说，黑暴之所以死灰复燃，跟香港法官近期一系列疑似“放生”的判决造成“破窗效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係。

　　所谓“破窗效应”，是指一个社会若有人作出违法行为，而执法机关放任不管，又或者是警方已经严正执法，但是犯人获得包庇，并能因此而逍遥法外的话，法律的阻吓作用便会失效，不法分子便会有恃无恐，甚至变本加厉，社会的秩序亦会因此而崩盘。

　　是故，法官如何公正地行使保释条件决定权，以及其量刑酌情权，乃是维持及恢复香港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可是香港法院近期的一连串判决，均让人有理由怀疑，部分法官因其个人政见而影响判案，甚至涉嫌故意“放生”黑暴分子。

　　以东区裁判法院日前审理的跑马地警署汽油弹案为例，裁判官再次批准五名被告人保释外出。之所以用上“再次”一词，因为该名裁判官曾多次批准重案被告人保释外出，如去年10月深水埗的士司机被暴徒袭击案、去年6月发生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煽惑他人包围警察总部案等。

　　说到这裏，有人或许会说，法官有权准许被告保释，但法官若认为被告可能弃保潜逃、骚扰证人，或在保释期间再次犯案，便可拒绝对方保释。

　　至於说到法官因其政见疑似“放生”的案例，便不得不提近日的15岁少年投掷汽油弹案，屯门法院裁判官在判词中，形容少年是一名“优秀嘅细路”，并以被告没有伤害途人、“有上进心，追求公义”为由，判处被告18个月感化，当中判入青少年院的时间只有9个月。

　　其实，根据《少年犯条例》第11条，14岁以上的少年如无其他方法予以适当处理，亦可判处监禁，不判监禁亦可判入劳教中心及教导所，判入青少年院的时间亦可由1至3年。此外，裁判官公然讚颂在马路投掷汽油弹的违法者，反映对方其实肯定被告的作案动机，让人不禁怀疑被告为何获得轻判，乃是受到裁判官的个人政见影响。

　　上述案例已经在在证明，香港至今仍然未能止暴制乱，跟法官会否因其政见而影响判决有着莫大关係。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后，又应否把相关案件审判权交予香港法院呢？若是交给香港法院，又怎样避免法官滥用保释条件决定权和量刑酌情权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