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找出新冠肺炎隐形患者，政府早前展开“普及社区检测计劃”，计劃昨日结束，逾176万名市民完成採样。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至今找出26名隐形患者并不是细数目，若果政府没有展开普检计劃，这些患者可以製造第二、第三代传播。

　　然而，港大公共衞生学院教授高本恩（Ben Cowling）日前却质疑计劃不符成本效益，又不点名批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前“唔好再讨论开支值唔值得”的说法，宣称“政府的基本责任就是慎用公帑”云云。

　　不讳言的说，高本恩的所谓“成本效益论”，背后反映他不懂公共财政理念，把抗疫防疫当作一盘生意来看。

　　诚然，政府确实有责任慎用公帑，但是何谓慎用？抗疫不是一盘生意，藉检测找出隐形传播链，为的是拯救人命，不能用检测成本高低来衡量。就如偏远地区的道路，使用率肯定低於市区道路，成本效益一定不高，难道不该兴建乎？

　　同样道理，利用公帑展开普检计劃，为的是找出隐形患者和截断隐形传播链，从而减低新冠肺炎社区爆发风险。高本恩所提到的“阳性率低”，只反映社区内的隐形患者人数不多，以及病毒尚未社区大规模爆发，这根本是一件幸事，跟有否善用公帑，没有直接关连。难道我们要因为检测费用高，所以放任隐形患者不管，要等到疫情在社区大爆发、“阳性率”飙高，才展开普检乎？

　　拯救人命岂是“一盘生意”

　　至於高本恩提到，普检发现的患者，部分已出现病征，只是在求医时未安排检测，这一现象不是正正反映部分医疗机构或人员存在人为疏忽，好在政府展开普检才能发现“漏网之鱼”，反证普检的功用吗？如果没有普检，这些人可能仍然以为自己患的是普通发烧和咳嗽，岂不是增加病毒在社区爆发的风险？

　　退一步而言，我们即使真是要审视普检计劃的成本效益，高本恩的成本效益计算方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看计劃能否找出隐形传播链，能否尽快将本地个案“清零”，并且在此之后，採取有效的检疫和隔离措施，避免入境者造成本地感染，从而尽快让社会在防疫常态化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只要防疫措施越能缩短经济恢复正常的时间，其成本效益便越高。

　　由此可见，高本恩宣称不参与普检的人是“最明智”，只不过是自吹自擂。先不论部分市民不愿参与普检的原因，但他们有机会感染病毒而不自知，但他们却因为各种理由不参加普检，变相增加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从而拖长香港经济复甦的时间。这样的所作所为，不但算不上是“明智”，亦不符合所谓的“成本效益”，只是缺乏公民意识的愚蠢表现。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