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历黑暴，社会变得千疮百孔，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之多，涉及界别之广，堪称令人震惊，要拨乱反正让人有茫无头绪和谈何容易之感。但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以来，人心思定，政治环境亦趋於稳定，正好为彻底改革、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近日立法会的情况，以至施政报告的一些改革内容，已为香港重回正轨奠下了基础，但以香港问题之多、之深而论，我们需要的是更大、更彻底的改革。

　　自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认定并宣布四名揽炒派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另外十五名揽炒议员“闹辞”后，过往议会内疯狂“拉布”、不断点人数导致流会，以至於打闹捣乱的乱象戛然而止，不但还立法会应有的风清气正，更让市民感到难得的耳根清淨，立法会运作亦重回正轨，市民不必再看揽炒派的捣乱政治骚，这种议会文化确是香港人所乐见的。

　　改革必须迎难而上

　　施政报告提出的一些改革内容可说是一个开始，例如将修例订明公职人员及公务员等要受香港国安法约制、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政府正安排逾18万名现职公务员，一次过以签署声明方式宣誓，若公务员拒签会影响升迁，而会否被终止聘用则在研究中。至於公职人员的涵盖範围是否包括区议会和选委等，也正在研究，国安委亦会详细讨论。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教育改革也迈出了第一步，高中通识科虽仍维持“必修必考”，但名称会更改，评级将简化为合格与不合格，并删减课程内容至课时减半，同时设立“适用书目表”，由教育局审批教科书，另将订明重要学习概念，增设内地考察等。教育界被揽炒派把控已久，如今政府从改革通识科着手，挽狂澜於既倒，拯救莘莘学子，可说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好开始。

　　然而，相较於黑暴期间的黑暗，现在迎来的改革只是一丁点的曙光，如果因为社会表面回复平静就沾沾自喜，那是大错特错，其实现在才是任重道远、举步方艰之时。在这个时候，政府更须藉着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由乱入治，拿出大刀阔斧和彻底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事实上，香港很多範畴都需要政府痛下决心去改革，心慈手软或怯於权威有时都适足以害事。

　　例如施政报告提出，对十八岁以下有悔意和认罪而非涉及严重罪行的被捕人士，警方可视乎情况考虑採取警司警诫或签保守行为等方式处理。给年轻人一个自新的机会是好，但反过来想，会不会间接鼓励及纵容更多十八岁以下人士犯案，或令教唆者以此为藉口劝诱十八岁以下人士进行“违法达义”勾当呢？宽大仁慈还是姑息养奸，从来只在一线之间，若拿捏不準，恐怕只会贻祸无穷，甚至间接坑害了这批年轻人。

　　又如香港医护人手长期短缺，医生与人口比例低於很多先进和发达地区，结果是市民饱受轮候之苦。立法会早前通过了制订输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新机制的无约束力议案。有立法会议员直指施政报告所提出的医疗措施是“远水不能救近火”，认为应从速制订引入海外医生的机制和法例，不能再受医委会的阻挠。疫情之下，有关建议就更显得刻不容缓，若政府还以畏首畏尾的态度去处理，恐怕有关议题也只会一再延宕，最终受害的只是市民，特别是弱势社群。

　　小修小补代价更大

　　再如司法改革，香港是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在不少人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然而自黑暴以来，市民所看到的却不尽然。

　　法院处理涉及“修例风波”案件的入罪率偏低，更甚者有法官被指如同化身为疑犯的辩护律师，难怪不少市民已对香港司法质素感到怀疑。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烈显伦指香港“是时候进行司法改革了！”。坊间一些建议，如引入独立调查法官投诉的新机制，以及仿效欧美国家成立“量刑委员会”，以定时商讨各项控罪的判刑指引，让各级法官跟随等，都是改革的大方向，但政府似乎仍未有推行司法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没有任何权威界别是不能撼动的独立王国，说到底，一切皆应以市民的福祉和利益为依归，如果只把“急市民所急”、“迎难而上”作为口号，只做皮毛和不彻底的改革，香港一些老大难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难道香港市民为因循的畏首畏尾、小修小补政策所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