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全国人大3．11决定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於3月30日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修订，原附件一和附件二确定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不再施行。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亦在全速推进本地选举法修订工作。不日，由人大决定、基本法附件和本地立法确立的新选举制度将全面取代香港特区原选举制度。

　　除其他事项外，是次完善选举制度有可能降低“参政热情”，在香港社会达至“去政治化”的效果。一者，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35变为20，这将压缩“泛民”的捣乱空间；二者，选委会选举议员、功能团体选举议员和地区直选议员都有提名门槛，这将增加候选人“入闸”的难度；三者，立法会总议席由70变为90，否决政府法案所需票数相应增加，即使“泛民”成功当选，亦无可能掌握“关键的否决权”；四者，不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抑或行政长官候选人，都有严格的资格审查机制，且这种资格审查不受法院覆核，这将排除香港特区选举“失控”的可能；五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1200变为1500，增设由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组成的第五界别，并将区议会议员排除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之列，非建制派再无可能成为行政长官选举中的“造王者”……这些改革举措将极大削弱非建制派的政治能量，因之降低非建制派及其支持者的参选和投票热情。在此背景下，有非建制派计劃不投票或投白票不足为奇。

　　“泛政治化”阻碍香港前进

　　事实上，对香港社会“去政治化”正是今次完善选制的着眼点和潜藏议程之一。在3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谈到，（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有利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现行选举制度的缺陷和它的不确定状态是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的催化剂，反中乱港分子登堂入室之后肆意操弄政治议题……来阻碍甚至瘫痪立法会的运作，严重掣肘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造成了巨大的内耗。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有望从此摆脱政治争拗的羁绊，走出政治泥沼，实现良政善治，为广大市民谋取更大的福祉。”

　　再联想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到，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要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製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於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这番讲话表明，中央不乐见香港社会过於政治化，甚至将“泛政治化”视为阻碍香港前进的因素。

　　“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代表了两种背道而驰的努力。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香港居民逐渐走出政治冷感，一个有别於过往的政治社会悄然成形（关信基，“香港政治社会的形成”，《二十一世纪》1997年6月号）。回归之后的民主改革、政党鬥争、阶级矛盾和核心价值变迁加速了香港社会的政治化。从非建制派的角度来看，政治化意味着民主参与和公民责任。他们乐於动员市民来表达对特区政府的反对，藉以汲取政治能量并打击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反廿三条”、非法“佔中”和“反修例”等都是非建制派“召唤群众”的结果。

　　但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泛政治化”并不符合香港作为“经济城市”和金融中心的定位。中央不愿看到香港成为“政治城市”，因为政治意味着鬥争、内耗乃至动乱。香港社会过度政治化不利於香港特区的管治，亦会威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香港回归之后，由“泛民”主导的群众动员，的确一次又一次地酿成了管治危机。尤其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令香港社会陷入了长逾一年的动乱。中央下定决心要煞停香港社会过分政治化的趋势。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在接受採访时亦表示，香港未来几年要“去政治化”。

　　有助社会回归理性平静

　　持平而论，对香港社会“去政治化”有利也有弊。一方面，正如过去十余年的政治实践所揭示，过度的政治热情和群众参与不利於社会秩序的稳定，甚至可能带来管治危机。2019年的“修例风波”，由於反对派不断“召唤群众”，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令香港这座昔日安全、和平、美丽的城市变得面目全非。

　　在民主政体下，政治参与的数量和程度应当是适中的，不宜过低也不宜过高。对高度政治化的香港社会“去政治化”有利於帮助社会回归理性、回复平静。另一方面，新选举制度固然有助於排除极端分子，给香港社会“政治降温”，2019年区议会选举70%投票率的“盛况”想必不会再出现。但是，过低的投票率和政治参与对选举的认受性亦有负面影响。并且，“政治降温”未必能够挽回香港社会两极化的趋势。以选举制度给香港社会“去政治化”只是一方面，如何弥合社会撕裂和化解政治仇恨才是真正的难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讲师